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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首爾7月16日電（記者 崔銀珍）本月，韓國三家主要外交安全研究機構幾乎同時討論一個問題：在中美競爭加深、美國重塑同盟分工的背景下，韓國如何避免在大國之間被動承壓。三份報告概念各異，卻共同指向“安美經中”舊平衡難以延續後的新選擇。
這三份文本分別出自世宗研究所客座研究委員田奉根、國家安保戰略研究院研究委員崔龍煥，以及國立外交院助理教授潘吉周。田奉根關注韓國作為“夾縫國家”的地緣處境，崔龍煥強調實用外交與戰略自主，潘吉周則從“成本”與“互惠性”切入，衡量韓國對朝、對華和同盟政策的得失。三者的共同問題意識是：韓國既不能簡單脫離同盟，也難以繼續維持過去那種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慣性平衡。
田奉根的起點，是加拿大總理卡尼今年1月在達沃斯論壇上所說的一句話：“不坐在餐桌上，就會出現在菜單上。”他沒有採用學界慣用的“樞紐國家”（pivot state）概念，而是選擇“夾縫國家”。在他看來，“樞紐國家”強調當事國自主轉向的能力，“夾縫國家”則更能描述夾在大國競爭之間、選擇空間受到結構性擠壓的處境。
報告以芬蘭和美伊衝突中的海灣國家為例，說明夾在大國競爭之間的國家若誤判力量關係，往往會付出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代價。其教訓是，如果韓國無視地區強國力量關係的變化，拘泥於名分和意識形態外交，又因國內政治需要推動對外政策，就可能付出國家存續層面的代價。
落實到當前戰略選擇，田奉根把韓國戰略界討論的政策方向概括為五類：一是靠攏美國並參與對華制衡；二是脫離同盟並轉向中國；三是維持“安美經中”與戰略模糊；四是脫離同盟、走向自主自強；五是以韓美同盟為軸，同時實施對衝。他認為，第二、第三和第四項在現實中難以成立。脫離同盟轉向中國缺乏國內外條件，“安美經中”已失去現實基礎，而單獨自強也難以在短期內支撐韓國安全。因此，真正需要比較的是全面靠攏美國，還是在維持韓美同盟的同時經營對衝空間。
報告對全面靠攏美國持保留意見。它援引駐韓美軍司令布倫森的說法：布倫森曾把韓國比作位於日本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固定航母”，又稱從中國東部海岸向外看，韓國如同“一把插在亞洲心臟的匕首”。美國戰爭部負責政策事務的副部長科爾比則把貫穿韓國附近的第一島鏈定位為實施拒止威懾的重要防線。報告認為，這些表述顯示，部分美國軍事戰略人士正以更強的地緣競爭視角看待朝鮮半島。
與此同時，報告把今年5月中美元首會晤提出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解讀為，美國事實上開始承認中國在地區內的戰略地位。田奉根據此推論，韓國全面靠攏美國的前提，是美國能夠提供穩定而持久的同盟承諾；如果美國自身也在調整對華關係，韓國反而可能成為中美“餐桌上的菜單”。
因此，田奉根主張第五種方案，即以韓美同盟為基本軸，同時經營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並叠加地區合作和同類國家聯合，形成“全天候投資組合外交”。他反對把韓美同盟擴大為針對中國的地區同盟，也主張現階段把韓美日安全合作主要限定於應對朝鮮。其理由是，一旦韓美日合作明確指向中國，相關壓力很可能首先集中在三國中對華經濟依存度較高、承受能力相對較弱的韓國。
報告還提出，韓方可向美國說明，駐韓美軍與韓國自身軍力的存在，已經在客觀上發揮限制地區軍事失衡的“防波堤”作用。
崔龍煥則從美國戰略文件的變化切入。他認為，美國已不再願意單方面承擔國際安全公共產品成本，而是要求盟國對自身防衛承擔首要責任，並在互利交易的基礎上重新界定同盟。這意味著韓國既可能被視為“模範同盟”，也可能面臨被要求承擔更多地區角色的壓力。
在這一變化下，韓國的處境具有雙重性。一方面，美國把韓國視為“模範同盟”，因為韓國承擔了相當部分防衛費用，在造船、半導體等領域存在明確的互利空間，也被期待在美國地區戰略中發揮更大作用。另一方面，韓國傳統上更擔心遭到同盟“拋棄”，但在當前環境下，被“捲入”本國並不希望參與的衝突，其風險可能更加突出。
崔龍煥提出的應對方向，是“以自強為基礎的同盟戰略”和“戰略自主”。具體政策議題包括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與核動力潛艇。他強調，戰略自主並不意味著廢除同盟或脫離同盟，而是在維持同盟的同時，決定韓國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保留服務於本國利益的主權選擇權。戰略自主也不只適用於對美關係，降低經濟結構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同樣是自主的一部分。
報告還批評前政府過度追求“戰略清晰”，認為這使韓國外交更多受到價值和意識形態陣營邏輯牽引，壓縮了借助中俄影響朝鮮的政策空間，並在客觀上加速了朝俄靠攏。至於韓國最終追求的國際秩序，崔龍煥認為，不應是韓國憑自身力量成為“多極化”的一極，而應是各方在普遍認可的規則下公平競爭的“多邊主義”秩序。
如果說田奉根和崔龍煥更多討論“往哪裡走”，潘吉周關注的則是“以什麼成本前進”。他把外交政策放在“成本投入”和“互惠性”兩條軸線上觀察：成本低且有互惠，屬於穩定維持；成本高但有互惠，可能帶來高績效；成本低卻缺乏互惠，容易導致僵局延續；成本高又缺乏互惠，則可能使“陷阱現實化”。
這一框架的核心提醒是，先行付出成本本身並不等於外交成果，關鍵在於是否能夠換來對方的相應回報。
潘吉周把韓國對朝、對華政策中的兩段經驗作為警示。2018年至2019年，韓國通過縮減或中止韓美聯合演習、簽署《九一九軍事協議》等方式，向朝鮮發出高成本緩和信號；但此後朝鮮轉向“敵對兩國論”，韓朝外交空間反而進一步收窄。
另一案例是2016至2017年“薩德”爭議期間的對華政策。報告認為，“均衡外交”和“薩德三不”包含了在安全與主權議題上向中方進行協調性說明的例外性質，但這些高成本信號並未阻止“限韓令”延續，反而使韓方承擔了更高政策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論文也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關“台灣有事”的言論列為高成本信號。在美國第二屆特朗普政府對華制衡方向尚未完全明確之時，日本試圖通過主動打出台灣牌加強美日同盟凝聚力，但美方並未給予明確背書，日本由此陷入成本困境。換言之，即使在同盟內部，缺乏互惠保障的高成本投入也可能失敗。
與此相對，韓美在造船和核能合作上的成果、韓國提出把國防開支提高至國內生產總值的3.5%，以及3500億美元對美投資方案，則被歸入“高成本但互惠機制能夠運轉”的情形。潘吉周由此主張，韓國需要實行外交互惠主義，通過外部聯合構築安全保障裝置，並建立跨部門的成本判斷平台。針對對華政策，他建議把“均衡外交”調整為“比重外交”或“主導外交”，以避免在模糊話語中繼續承擔過高成本。
在具體議題上，潘吉周認為，黃海固定構造物問題涉及主權層面，韓國採取對等且相稱的應對，屬於低風險的低成本信號；若長期遲疑，政策成本反而可能上升。要求中國在朝鮮無核化問題上發揮作用，屬於低成本信號；但如果允許中方以核問題為由介入朝鮮半島所有事務，則可能轉化為高成本信號。
綜合三份報告可以看到，韓國外交安全界的共識正在變得清晰：“安美經中”已失去現實基礎，韓美同盟仍是韓國安全戰略的重要前提，對華關係需要管理而不能放棄，韓國也不應在中美之間被迫作出單一選擇。分歧則在於如何實現這種平衡。田奉根強調擴大政策選項，崔龍煥強調提升戰略自主，潘吉周則提醒韓國必須精細計算每一步外交成本。同樣談“實用外交”，一方主張走得更寬，一方主張站得更穩，還有一方主張算得更細。
外部環境也在快速變化。美國印太司令部今年6月恢復“太平洋司令部”名稱，被韓國觀察者視為美國戰略表述變化的一個信號；習近平6月訪問朝鮮，7月中朝紀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65周年，則使朝鮮半島北側的戰略變量加快變化。未來數月，美方所稱今年秋季的中美元首互動，以及11月深圳APEC領導人會議，都可能成為檢驗韓國外交選擇的時間節點。
用田奉根所援引的話說：“不坐在餐桌上，就會出現在菜單上。”但對韓國而言，能否坐上桌，不只取決於是否選邊，更取決於是否擁有足夠的自主能力、談判籌碼和成本判斷。三份韓國智庫報告真正共同指向的，也正是這一點：在大國競爭重新劃線的時代，韓國外交的空間不會自然存在，而必須通過能力、原則和精細計算去爭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