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15日電/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鄭玉玲教授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2月號發表專文《兩岸融合發展視域下閩台傳統舞蹈文化的傳承創新研究》，作者認為：本研究以兩岸融合發展為視域，聚焦閩台傳統舞蹈文化的共同基因特徵與傳承創新實踐。研究表明，閩台傳統舞蹈源於自古以來的親緣關係和兩岸的交流興盛，形成共生共榮的歷史脈絡，其文化使命從早期祭祀功能演變為互鑒共榮的融合載體。閩台傳統舞蹈呈現出“連續性、多元一體、包容創新”的文化基因特質。當前閩台非遺傳承面臨文化體制差異、人才互通不足、數字資源割裂及展演機制壁壘等挑戰。研究提出構建“政府—學界—市場—社會”四方聯動機制，成立活態傳承協作體，搭建兩岸高校育人平台；通過聯合創作、數字復現與社區展演激活非遺生命力；創新“文化傳承—產業轉化—認同建構”機制，推動兩岸文化產業生態圈建設。研究成果以“活態載體—技術創新—價值共鳴”舞蹈實踐模型，為破解保護困境與促進融合提供新思路。文章內容如下：
202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這一舉措標誌著文化融合正式納入國家戰略頂層設計，具有里程碑意義。《意見》明確要求“充分發揮福建對台獨特優勢和先行示範作用，善用各方資源，深化融合發展。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推動保護傳承與創新發展”。本課題立足這一國家戰略背景，聚焦閩台傳統舞蹈文化根脈，通過提煉兩岸共通的信俗符號、肢體語彙與情感表達模式，探索文化認同新路徑，同時為培養兩岸藝術交流人才提供實踐範式。
閩台傳統舞蹈是中華文化瑰寶，源於閩南移民文化，隨墾民渡台後發展為兩岸共有的藝術形式。它承載著共同的生活智慧與審美追求，成為跨越海峽的情感密碼。如今，這些舞蹈不僅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傳承的典範，更在兩岸交流中煥發新生，通過肢體敘事續寫“兩岸一家親”的文化篇章。在兩岸關係新形勢下，傳統舞蹈作為“活態文化載體”，用共同的肢體語言與儀式記憶喚醒血脈共鳴，成為促進心靈契合的情感紐帶。
當前閩台傳統舞蹈研究取得多學科成果，然而，在兩岸融合發展視域下，以舞蹈文化為紐帶，系統探討閩台傳統舞蹈互鑒共榮的專題研究仍屬學術空白。本研究首創“共舞促融”理論框架，力圖通過歷時與共時分析，揭示閩台傳統舞蹈的當代轉化路徑，為文化認同提供新案例，並探索其在兩岸社會融合中的實踐機制。立足“歷史—現狀—未來”三維分析框架，以“文化模因”理論，提煉兩岸共通的信俗符號、肢體語言與情感表達模式，構建“文化基因—傳播機制—認同建構”的實證模型。
一、閩台傳統舞蹈的歷史淵源與融合發展文化定位
（一）共生共榮：閩台傳統舞蹈的歷史生成脈絡
1.先秦至唐宋時期閩台傳統舞蹈的親緣關係
根據古地理學證據，台灣島在遠古時期曾多次通過陸橋與大陸相連，最早的台灣“左鎮人”和“長濱文化”先民就是經此遷入。兩地考古發現的相似性，印證了閩台先民共同開拓遠古家園的歷史。閩台兩地於先秦時期就有相同或相似的原始舞蹈藝術萌芽，遺存至今的商周時期華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的原始崖畫，記載著閩越人狩獵、遊牧、祭祀時的舞蹈形態，它與高雄茂林鄉魯凱萬山舊部落的“萬山岩雕”遺址的原始舞譜遺存，年代相近、舞風相似，我們可從流傳至今的閩台民間舞蹈的節奏、動態、服飾造型中，尋覓到遠古時期閩與台相似的古閩越舞蹈文化遺痕。
唐宋時期是閩地傳統舞蹈形成的關鍵階段。初唐開漳聖王陳元光平定閩南，將中原宮廷樂舞體系引入本地；唐末王審知建閩國後，中原舞蹈與閩越藝術深度交融，形成“漢蠻合流”的獨特形態。這一時期閩台舞蹈交流已具“和而不同”特徵：祭祀保持中原禮制，表現形式融入本土元素，展演從宗廟向民間延伸，為中華文化向東南沿海傳播奠定舞蹈藝術基礎。閩台地緣親緣的緊密聯繫，催生了迎神賽會等信俗活動的繁榮，民間百戲隨之興盛。中原百戲與閩越文化交融，衍生出“舞五獸”“大頭和尚”“打獅”等新表演形式；南音隨中原移民入閩後形成獨特古樂遺韻，又經閩人傳入台灣，成為兩岸共有的“音樂活化石”。傀儡戲漢源、唐興、宋盛，隨移民入閩後與宮廷佾舞、民間舞蹈交融，形成泉州提線木偶，融唐舞“三道彎”之韻，以及漳州布袋戲，取民間舞誇張體態之形。渡台後分化為南部提線，承泉州流派之精，與北部布袋，襲漳州風格之髓，成為兩岸共有的“凝固舞蹈”瑰寶。
這些歷史佐證說明了唐宋時期閩台傳統舞蹈密不可分的親緣關係，中原文化入閩，與閩越文化大融合，為閩台兩地傳統舞蹈的交流、傳衍、流播奠定堅實的基礎。
2.明清以來閩台傳統舞蹈交流的興盛
明清時期閩南移民大規模赴台拓墾，推動兩地傳統舞蹈交流達到鼎盛。以傳統樂舞為例：
（1）明鄭時期是中華傳統樂舞在台灣扎根的關鍵階段。鄭成功收復台灣後，不僅帶來閩南將士，更將儒家禮樂體系植入寶島。台南祭孔佾舞與嘉義媽祖佾舞完整承襲了明代宮廷雅樂佾舞儀軌，其“羽籥交輝”的舞姿與“中正平和”的樂律，成為兩岸共同珍視的非遺明珠。這種“以舞載道”的傳播模式，奠定了台灣傳統舞蹈的中華文化基因。與此之際，閩南大鼓涼傘、拍胸舞、車鼓弄、竹馬燈等民間舞蹈與方陣舞、長蛇陣、藤牌舞等軍事技藝舞蹈一同傳入台灣，在迎神賽會中競相綻放，展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繁盛之態。
（2）清代以閩南民間舞蹈為主體的薪火傳承。康熙統一台灣後，閩台傳統樂舞的交流與播傳更加順暢，進一步薪火相傳。閩籍移民在台形成特殊的聚居形態，原鄉的宋江陣、涼傘鼓、火鼎公婆、車鼓弄等閩南民俗舞蹈，隨之在台灣落地生根，並與當地文化碰撞出獨特火花。如泉州拍胸舞在台灣衍化為“七響陣”歌舞小戲，既保留原鄉韻律，又融入漳泉混溶的新形態。
（3）清末民初閩台傳統戲曲的兩岸互動。閩移民從原鄉將戲曲藝術帶入台灣，在保留原鄉形態基礎上，加入新聚居地的文化特色，形成創新曲風及戲曲舞蹈。歌仔戲就是閩台文化“共生共創”的絕佳例證，它從漳州錦歌出發，在台灣融合車鼓、採茶舞演化為“歌仔陣”，又吸收京劇昇華為完整劇種。20世紀兩岸戲班更通過漳州都馬劇團入台的“雜碎調”（都馬調）實現“跨海互粉”，讓傳統戲曲在兩岸交流中持續煥新。20世紀80年代以來，兩岸舞蹈界通過交流合作逐步構建起“中華經典與民俗傳統並存”的舞蹈文化體系。進入21世紀的交流更趨繁榮，閩台傳統舞蹈在傳承中創新發展，形成獨具閩海特色的風格流派，既展現了中華民族藝術的璀璨成就，也推動了兩地藝術文化的持續傳播與交流。
綜上，明清以來中華古典舞蹈、戲曲舞蹈、民俗舞蹈在閩台呈現出多元並存的舞蹈風貌，構建起“閩台傳統舞蹈共同文化區”，為中華傳統藝術在台灣地區的延伸，做出了閩台區域的典範。
（二）互鑒共榮：閩台傳統舞蹈的文化使命演進
閩台傳統舞蹈的文化使命，根植於“同源共生”的歷史根基，其“同源共生”基因，催生了“雙向滲透”現象。如閩越遺風的泉州拍胸舞，其自由奔放風格在台灣宜蘭與車鼓弄融合，蛻變為歌仔戲《打七響》的程式化身段；南靖竹馬戲渡台後，既保留“竹馬”符號，又吸納閩南高蹺技藝，昇華為敘事性“布馬陣”。這種互鑒不是簡單移植，而是基於共同文化記憶的創造性轉化。在不同歷史階段，這種文化使命呈現出三個演進維度：
其一，傳統社會的“生存性傳承”與“地域認同建構”。傳統社會中，閩台舞蹈的使命聚焦於生存需求與地域認同。它既是節慶祭祀的集體儀式（如元宵舞龍舞獅、媽祖祭典雅樂佾舞），通過長老口授程式動作，通過集體性身體實踐強化地域共同體的凝聚力；它又是族群記憶的活態載體，隨移民自然傳播，形成地緣性文化互動。這一階段的舞蹈交流以民間自發為主，尚未形成跨區域協作意識。
其二，近代的“抗爭性保存”與“文化身份堅守”。近代殖民統治下，閩台舞蹈面臨存續危機。日本“皇民化”運動禁絕台灣傳統藝術，試圖消解閩南文化影響，禁止舉辦傳統祭典舞蹈；同期福建戰亂致村落傳統藝術凋零。兩地民眾以不同方式守護文化根脈：台灣藝人通過地下傳承與藝術變異等變通方式延續火種，福建宗族則用鄉土教育（如童蒙舞龍）對抗文化斷裂。閩台傳統舞蹈由此昇華為文化身份的精神圖騰，在動盪中築起認同防線。
其三，現代社會的“功能性拓展”與“跨區域交流”。改革開放後，閩台傳統舞蹈迎來雙重變革：功能上從儀式走向舞台，空間上突破地域成為兩岸紐帶。一方面，舞蹈從“儀式附屬品”發展為獨立的藝術形式，通過非遺名錄列入國家級非遺，推動其專業化保護，專業院團進行舞台化藝術創作；另一方面，通過“海峽兩岸民間藝術節”等平台，兩岸團隊互訪展演，舞蹈開始突破地域限制，承擔文化橋樑功能。黨的十八大以來，“兩岸一家親”“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為閩台傳統舞蹈賦予新的使命，從文化交流升級為文化共同體建設。2023年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政策為閩台傳統舞蹈賦予新使命，從文化符號變成“心靈契合”的橋樑，通過活態融合，閩台舞蹈既深化兩岸共同體意識，又推動地域文化向世界表達，增強中華文化認同。
綜上，傳統舞蹈文化隨時代語境從“地域傳承”向“共同體建構”動態轉型，本質是文化基因、社會需求與外部環境協同作用的結果，最終指向“兩岸文化共榮”的實踐目標。
二、閩台傳統舞蹈融合發展新特質及共同文化基因
（一）連續性的基因特質
閩台傳統舞蹈的融合基因源於地緣血脈與人文紐帶。宋元至明清的海洋貿易港口，既是商路也是舞蹈傳播通道，隨閩南移民將傳統舞蹈在台灣落地生根，形成“祖地基因+在地創新”的活態傳承。如今通過非遺合作與節慶民俗展演，持續演繹著“同源異流-回歸循環”的中華文化生命力。
中華民族基因形塑閩台傳統舞蹈的核心機理，彰顯中華文明連續性特質。閩台傳統舞蹈雖地處東南，卻始終承續著夏商周以來“和”“韻”“圓”的中華審美基因。儒釋道文化、程朱理學等通過歷代移民南傳，使天人合一、貴和尚中的精神內核涵化為舞蹈的哲理意象。傳統舞蹈通韻達圓，由技通道、由技達道，肩負著教化民眾的人文使命，專業藝師自然將中和意境與寫意動律融入舞蹈，形成“和而不同”的活態傳承機制，融合於自上而下的宮廷與民眾的意識形態構建中，展現中華文明在邊緣地帶的強大生命力。
世界非遺“南音”是唐宋雅樂的活化石，至今保留漢代“絲竹相和、執節而歌”的表演形式，橫抱琵琶與八尺洞貓的演奏更延續了中華古樂舞的“天人合一”哲學，展現包容萬象的文化胸襟。而在歲時節慶中，閩台民俗藝陣舞蹈可謂是中華文化的活態博物館，如哪吒儺舞“七星步”暗合天道循環，拍胸舞“七擊”韻律源自古閩越祭祀，而宋江陣從軍事方陣變成慶典圓陣，演繹“由武入禮”。這些舞蹈用身體書寫中華文化密碼：“和”讓不同流派同台共舞，“韻”將生活律動凝為藝術，“圓”形隊陣畫出族群同心圓。閩台藝人以肢體為筆，在“舞林秘籍”中續寫兩岸血脈相連的篇章。中華民族核心基因帶來的哲理，形塑凝聚著兩岸傳統藝術，彰顯連續性的特質，使閩與台的舞蹈傳承相輔相成、融為一體。
（二）多元一體的基因特質
閩台傳統舞蹈的“多元一體”特質在結構形態的具象化呈現：泉州開元寺北宋甘露戒壇的“24尊飛天妙音鳥”浮雕，手持南音樂器再現唐風“樂舞一體”形式，折射出天竺佛樂、西域胡旋與閩越巫儺的三重融合。這種“中原為骨、閩韻為魂、海絲為飾”的基因密碼，構建起閩南舞蹈獨特的藝術體系。在台灣傳統社會，閩南民俗演化出更豐富的層次，閩南跳鼓陣的剛勁、客家採茶舞的柔美與原住民豐年祭的豪放，最初通過廟會“鬥陣”彰顯差異，最終在媽祖、關帝巡安等共同信仰中形成“聯演範式”。從“拼陣競藝”到“諸舞共祀”的演進，完美詮釋了中華文明“和而不同”的深層智慧：既存續各族群舞蹈的基因指紋，又通過儀式空間織就超越地域的文化認同紐帶。
閩台傳統舞蹈完美演繹中華“禮樂相濟”的雙重基因譜系：在宮廟儀軌中，佾舞通過“八佾六羽”周禮規制與“圓、曲、擰”的舞姿，完整保留《周禮》“以六律、五聲、八音協和”的雅樂精髓；而廟會的火鼎公婆、車鼓弄則以“擺浪”動態，鮮活延續《詩經》“手舞足蹈”的民間樂舞傳統。二者通過三重場景達成辯證統一：祭祀時佾舞的“肅雍和鳴”體現禮制規範，巡境中藝陣“踏四門”步法構建人神對話，戲台上歌仔戲“七字調”融合採茶步形成庶民美學典範。更具深意的是，台灣原住民豐年祭與閩南拍胸舞的當代“互補展演”，既印證《樂記》“和故百物皆化”的包容智慧，更以肢體語言完成“樂和天地”的現代轉譯。這種“雅俗雙軌並行，禮樂互文共生”的特質，正是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特質在閩台地域的創造性呈現，最終構建起“中華經典與民俗傳統並存”的兩岸藝術共同體。
（三）包容創新的基因特質
閩台傳統舞蹈受地理環境、勞作方式的影響，帶來濃厚的地域色彩，反映閩台民眾對生活的藝術創造。正如《台灣“跳鼓陣”與閩南“大鼓涼傘”的關係探析》①所述：“源於漳州‘大鼓涼傘’的台灣‘跳鼓陣’，在台灣多元融合中，外化為‘矮、蹲、跳’的動律特徵，這種動態蘊含典型的移民文化特徵。閩南籍台灣移民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生活，勞累艱苦，且在多族群的夾縫中生存，形成了忍辱負重、爽直樂天的特殊性格，在舞蹈中就外化為‘跳鼓陣’屈蹲、跳躍的獨特特徵。”可見，閩台傳統舞蹈是民眾生活環境與勞作的凝練與反映，表演形態貼合當地文化語境，是包容互補性的藝術寫照。台灣海峽的波濤不僅塑造了閩台民眾開放包容的精神品格，更孕育出傳統舞蹈獨特的閩海氣韻：藝人以海洋文化特有的包容性而博採眾長，將中原佾舞的禮制、閩越的巫儺基因與諧趣醜角舞等熔於一爐，揉合於故事建構與形態表達中，在“輸人不輸陣”拼陣較技中得到心靈慰藉與滿足。原始形態往往也在閩台沃土中孕育並推陳出新，如電音三太子儺舞將傳統神偶與現代街舞結合，是對“海洋性審美”的當代詮釋，這種創新本質是閩台民眾將地理開放性轉化為文化創造力的實踐。閩台民眾的包容性格練就了海洋文化的開放胸懷，在求同存異中彰顯閩台傳統舞蹈藝術創造的包容互補、交流互鑒的人文品格。
綜上，閩台傳統舞蹈藝術融合發展的核心動力源於其共同基因特質，這種文化使命的演進，本質上是“文化基因、社會需求、外部環境”三重力量協同作用的結果。主要體現在：
首先，文化基因的韌性。閩台兩地共享的“海洋文化”特質（如開放包容、重商崇祖）、“宗族文化”傳統（如慎終追遠、社群互助）為舞蹈的傳承提供了深層動力。“愛拼敢贏”的閩南精神既體現在舞蹈動作的剛健有力，也驅動著閩台藝人不斷探索舞蹈的創新路徑。
其次，社會需求的推動。社會主要矛盾從“生存需求”向“認同需求”再向“發展需求”的轉化，不斷推動著舞蹈使命的升級。在全球化與現代化衝擊下，舞蹈已不僅是“自給自足”的民俗活動，還需回應“如何保存文化獨特性”“如何服務社會促進兩岸融合發展”等新命題，使命的拓展成為必然。
第三，外部環境的助力。體現在政策支持、技術革新與國際局勢三個方面，例如兩岸融合發展機制、數字傳播的普及以及全球化浪潮的推動，共同促進了舞蹈使命的升級。可見，閩台傳統舞蹈的文化使命演進，從地域傳承到跨區域互鑒，最終指向兩岸文化共同體的建構。這一歷程以歷史同源為根基，順應時代需求，在內外環境推動下，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鮮活例證。
三、兩岸融合視域下閩台傳統舞蹈文化的活態傳承與創新路徑
（一）閩台傳統舞蹈的傳承現狀與挑戰
1.兩岸文化體制與政策的差異②。兩岸歌舞劇團的核心差異在於：大陸國營劇團享有財政保障，有國家非遺政策扶持，但卻缺乏市場敏感度，創新活力意識有待提升；台灣表演團體多為民營性質，市場化運作靈活性強，但受限於資金壓力，往往更傾向於迎合大眾需求，對藝術精品的投入和打磨相對不足。也帶來兩岸劇團合作排演的體制障礙：大陸院團在藝術創作上精益求精，重視對精品劇目的打磨，而台灣劇團需兼顧商演維持生計，導致合作中投入不均。這種結構性矛盾制約了深度合作，如何構建新型協作模式，是兩岸合作共創的關鍵點。
2.兩岸人才培養長效機制問題。兩岸傳統舞蹈人才培養機制的核心問題在於雙向互通不足：目前師資互聘以大陸引進台籍教師為主，缺乏常態化互訪；教學模式上，雖提出“進校園”與“走出去”雙向交流構想，但實踐尚未體系化。構建“兩岸一體”教學體系仍需突破單向流動困境，建立長效合作機制。
3.兩岸傳統藝術數字化保護面臨“各自為戰”困境。以歌仔戲為例，雖福建推進“戲曲音像工程”、台灣實施“數位典藏計劃”，但兩岸尚未建立共享機制。這種割裂狀態與歌仔戲“根在大陸、形於台灣”的共生共創形成反差，亟須突破單向保護模式，構建“數字共同體”。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數位典藏計劃”中大量閩南語舞蹈影像資料被標注為“台灣本土藝術”，這一現象反映了部分群體對閩南文化根源的認知偏差，甚至存在刻意淡化與福建淵源的傾向。這種割裂式的文化敘事，不僅導致閩台舞蹈記憶被分割為兩個平行體系，還造成了資源重復建設的浪費，最終削弱了文化整體傳承的效力。
4.兩岸創作扶持與同台展演機制問題。兩岸的創作扶持與同台展演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經驗，但如何深化、開拓新局面，仍有許多問題急需解決：兩岸創作扶持存在“量多質平”困境：2019-2023年兩岸雖陸續推出“藝術跨界扶青”“青年藝術家扶持計劃”等合作項目，但整體合創規模仍顯不足，精品產出有限。由於兩岸藝術家同台演出的技藝磨合度不夠，也導致作品的精深度不高。其次，兩岸同台展演則面臨“斷鏈式交流”：自2010年兩岸合創精品《蝴蝶之戀》後無持續合演項目，兩岸舞蹈展演中，共創合演節目占比低，台灣團隊多為單次參與，同台展演未形成規模且缺乏長效機制。
（二）活態傳承路徑：兩岸舞蹈文化融合的實踐探索
基於上述傳承現狀與挑戰，兩岸舞蹈文化融合的實踐探索可從以下路徑展開。
1.兩岸一體的活態傳承與融合發展的長效機制構建。發揮福建“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制度型開放平台，理性思考、攜手推進其未來發展策略與協同機制：
（1）主體協同：構建政府、社會、學界與市場的四方聯動機制。政府層面：推動“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與台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對接，設立傳統舞蹈專項基金，支持聯合閩台區域的田野調查與整理保護。社會力量層面：構建“兩岸舞蹈傳承聯盟”，藝術館與兩岸舞蹈團（如廈漳泉舞團對台北民族舞團）通過工作坊實現創作共研，高校建立“兩岸舞蹈傳承基地”，負責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和資源整合，三者形成“創作-研究-教育”閉環，工作坊成果進校園展演，高校研究成果反哺創作。學界層面：建立“閩台傳統舞蹈文化學術研討會”的年度舉辦機制，促進兩岸學術持續對話。共建“閩台傳統舞蹈數據庫”，整合兩岸瀕危舞種的影像、科儀文本與口述史，合作開展“舞蹈基因圖譜”研究。市場層面：開發“閩台舞蹈IP”（如動漫化舞蹈形象、沉浸式演藝項目），探索“文化+旅遊+教育”的融合模式。
（2）合作框架：建立閩台傳統舞蹈傳承的長效機制。合作框架可從三個維度構建：①傳承機制創新。積極推進台籍傳承人的聯合評定、津貼共享與認定機制互通。應持續推進閩台傳統舞蹈的搶救性保護工作，整合兩岸高校和地方專業資源，組建聯合專家評審團隊。建議由文化部門統籌協調，重點支持閩台同源舞種的跨境保護項目，同時優化審批流程，提升工作效率。②審批流程革新。對兩岸共同非遺項目開通“綠色通道”，簡化巡演審批程序。同時，鼓勵台灣中南部民間藝人和青少年赴閩交流，並支持兩岸編導在指定村落開展定期沉浸式創作。③產業協同體系。打造“海峽舞蹈創意園”，吸引台北民族舞團、台中九天民俗技藝團等團體入駐，形成創作-演出-衍生品產業鏈。設立“兩岸傳統藝術創投基金”，重點支持VR民俗藝陣體驗等舞蹈科技融合項目。通過“非遺共保”打基礎、“官方搭台”強保障、“民間唱戲”活內核，最終實現從文化共識到產業共榮的升級。
2.深化兩岸共同創作的運行機制。基於“兩岸文化共同體”和中華文化交流制度化原則，倡議兩岸共同探索“文化部門—藝術院校—民間院團”的可行性合創模式，可從兩個方向突破：①設立專項基金扶持青年創作以及青年人才共育計劃，啟動“海峽新銳傳統舞蹈編導計劃”，每年遴選20名青年藝術家（兩岸各半）進行3個月駐地創作，成果納入“中華優秀傳統舞蹈數字庫”。②創作聯盟制度化，設立“海峽舞蹈創作委員會”，由文化部門、兩岸藝術院校、代表性院團組成，建議每年發佈《兩岸舞蹈共創白皮書》，設立“大陸編導+台灣編導+非遺舞種”的聯合創作單元，提升舞台藝術深度。政府可提供專項經費支持，促進資源互通與優勢互補。
3.健全兩岸高校“協同育人”培養模式。構建“教學-創作-實踐”三位一體的舞蹈人才培養體系，兩岸開發閩台傳統舞蹈課程與編寫特色教材，設立“兩岸舞蹈工作坊”實踐平台，推行“課堂研習+舞台展演+田野實訓”模式。如閩南師範大學長期走兩岸融合辦學之路，推進閩台合作項目的辦學模式：本科層面的閩台合作項目“4+0”模式；碩博層面實行“兩岸雙導師制”合作培養，建立“研究生境外訪學支持基金”，使研究生的兩岸交流真正做到高水平、有支撐、可持續。閩南師大的創新實踐為閩台高校協同育人提供了可複製的成功範式。
（三）創新發展路徑：傳統舞蹈兩岸融合的當代轉化與傳播
兩岸應攜手推動傳統舞蹈的創新發展，通過以下路徑深化融合與傳播：
1.傳播矩陣：打造兩岸舞蹈文化新媒體平台。閩台傳統舞蹈的當代傳播與合作需構建四大核心體系：①新媒體矩陣精準連接。開發“閩台舞蹈基因庫”互動平台，集成短視頻（抖音/快手）、直播、VR三模塊等多元新媒體形式，向島內精準推送閩台傳統舞蹈內容。如設計“錦歌→歌仔戲”、“大鼓涼傘→跳鼓陣”等明清時期由福建傳入台灣的舞蹈形態主題，結合歷史場景，抓住戲曲身段、舞蹈動作的三維主題動畫，還原歷史場景，增強互動體驗，提升傳播效果。②數字基建協同共建。針對兩岸傳統舞蹈數字化保護“各自為戰”的問題，共建“閩台傳統舞蹈數字雲”，統一技術標準，整合兩岸資源；兩岸高校成立“兩岸非遺數字實驗室”，合作開發AI動作分析系統；推出“數字孿生傳承人”項目，讓兩岸老藝人“同台”授藝。③名師資源雲端活化。借助“兩岸名師雲傳藝”計劃，精選閩台代表性傳承人，通過分級點播系統向島內輸送精品課程。設置“名師雲工坊”直播模塊，每月實時答疑，配套兩岸學員線上協作訓練。④雲端演藝生態重構。全國劇院聯動打造“閩台藝術雲劇場”，通過福建大劇院、廈門閩南大戲院等平台向島內展播。同時推出“新媒體+兩岸”雲駐演計劃，支持台灣藝術家入駐大陸線上平台，推動常態化合作。
綜上，啟動服務兩岸的閩台傳統舞蹈數字化“上雲用數賦智”行動，構建“政府引導—平台賦能—龍頭院團引領—兩岸高校對接—藝術家協會服務—文化機構支撐”的聯合推進機制。重點培育“雲舞譜庫、VR陣頭展演、數字編創工坊、沉浸式舞蹈劇場”等新型業態，打造兩岸共研共學閩台舞蹈的新媒體矩陣。
2.產業市場：推動閩台舞蹈合作共贏文化產業生態。2023年中央台辦等48部委專題會議提出民間藝術“文+旅”融合發展政策，為閩台傳統舞蹈產業化提供政策支持。為此，建議從以下路徑推動產業升級：①校地聯動開發文創。整合高校舞蹈專業與旅遊學院資源，開發舞蹈主題旅遊、非遺體驗工坊等文創項目，提升文化變現能力。②政府引導巡演計劃。有序推進“鄉音鄉舞”兩岸巡演，深化兩岸院團合作，重點打造閩台舞劇IP，以品牌劇目帶動文創衍生品開發。③文旅融合賦能市場。依託媽祖誕辰、元宵廟會等節慶，打造“舞蹈+旅遊”活動，聯動非遺展演與消費，構建可持續產業生態，實現保護傳承與產業增值的閉環。
3.價值昇華：構建“文化傳承”到“認同建構”轉化機制。閩台傳統舞蹈的價值昇華，建議構建三層轉化機制：①符號共鳴體系。從“閩台舞蹈基因庫”精選經典的兩岸同源舞種，通過動作解構（如拍胸舞的“七擊”節奏標準化）實現符號解碼與重組。②敘事重構工程。創排《海峽紀事》舞劇，以“鄭成功收復台灣”“唐山過台灣”等歷史事件為線索，展現“兩岸一家親”主題；同時推動當代題材共創，將閩台傳統舞蹈進行現代編創，實現傳統與創新的融合。③共感共舞。聯合展演植入共舞儀式讓兩岸舞者共同演繹民俗舞蹈，即興對話環節提供自由創作空間以激發藝術碰撞，數字聯動技術則通過動作捕捉實現異地實時共舞。中國舞蹈家協會已將這一創新模式納入兩岸融合計劃試點，重點推進“海峽舞蹈記憶鏈”項目。
綜上所述，閩台傳統舞蹈在兩岸融合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文化橋樑”作用，閩台傳統舞蹈的融合發展，既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時代的呼喚。從歷史淵源到文化基因，再到活態傳承與創新路徑，兩岸舞蹈文化的交融不僅賡續了中華文脈，更為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生動的文化注腳。未來，兩岸應繼續以舞蹈為媒，通過學術研究、藝術創作與產業協同，將傳統舞蹈轉化為可感知、可參與、可傳播的文化紐帶，共同書寫閩台文化交融的新篇章。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重點研究專項（編號：19VJX151）；漳州市文化拔尖人才項目《漳台民間舞蹈文化研究》；2025年度漳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兩岸融合發展視域下閩台傳統舞蹈文化研究》（編號：LX2025314029）。
注釋：
①鄭玉玲：《台灣“跳鼓陣”與閩南“大鼓涼傘”的關係探析》，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第34頁。
②鄭玉玲：《海峽兩岸民間藝術的交流、傳承與創新》，載於《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的探索與實踐》，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24年版，第18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12月號，總第336期，P120-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