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賈慶國線上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視頻截圖）
中評社記者線上專訪賈慶國教授（視頻截圖）
中評社香港3月3日電（記者 郭至君）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在今年全國兩會召開前夕，中評社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賈慶國，就特朗普第二任期對華政策變化與走向、中美戰略競爭的風險管控以及台灣問題在美方戰略排序中的變化等議題，分享了他的觀察與判斷。賈慶國教授指出，當前中美關係在總體上趨於相對穩定，但其基礎仍非常脆弱，未來走向取決於雙方能否在競爭框架下加強溝通、管控分歧、拓展合作空間。專訪全文如下：
中評社記者：美國的2026《國防戰略報告》字裡行間完全沒有提及台灣，與以前的風格不一致，引發了諸多猜測，您認為，這一變化背後有什麼原因？
賈慶國：我認為，國防戰略報告未提及台灣，並不代表美國不再重視台灣問題，而是反映出美國對台灣問題重視的角度和程度發生了一些變化。新一屆特朗普政府對國際形勢和美國國家安全的整體認知跟往屆政府不同，它認為當前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是非法移民、毒品以及美國產業“空心化”問題，而非以往主流敘事中的“中國威脅”或“民主與專制之爭”。
在此背景下，其戰略重心隨之調整，更加重視與拉美國家的關係，強調西半球安全，將其視為應對國內安全威脅的主要方面。同時，提高關稅、推動在美投資，重振美國製造業，也成為對外政策重點。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台灣問題相較以往性質在發生改變，其優先級也有所下降。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特朗普認為中國實力強勁，是美國全方位的競爭對手。必須認真對待這一競爭關係，避免陷入高成本的全面對抗。特朗普政府顯然不希望台灣問題成為引發中美全面對抗的導火索。這一點與其首次執政時期相比已有所不同。經歷四年執政歷練與四年在野的反思後，他在涉台表態和具體政策操作上，都更加成熟，相對克制。美國最新國防戰略報告未再突出台灣問題，體現了上述兩方面的戰略權衡。
中評社記者：您認為當前美國對台政策的調整是否具有根本性的轉變，抑或只是在言語上趨於相對溫和？
賈慶國：美國對台政策目前尚未出現實質性變化。迄今為止，美國還沒有承認或接受中方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也沒有放棄對台軍售和台海出事時武力介入的“權利”。因此，在基本立場和核心問題上，其政策並未鬆動。當然，台灣問題在其整體戰略中的突出地位有所下降，且美國在處理相關議題方式上也更為謹慎，表面其不願讓台灣問題主導中美關係。
中評社記者：對比最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以前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美國似乎在戰略收縮，對此您的判斷是什麼？
賈慶國：這兩份報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個人對國際形勢、美國國家安全及對外關係的認知。他更強調幾個方面：其一，非法移民、毒品問題以及經濟“空心化”等是美國面臨的主要安全風險，認為這些議題應成為政策重點；其二，國家利益應放在首位，而不應過多糾結於價值觀等相對“虛”的議題上。
從這個意義上看，美國的整體戰略正在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一方面，美國將把更多資源投入其認定的核心安全問題；另一方面，為應對這些問題，對外政策上更加重視與拉美國家的關係，強調西半球事務的重要性，以穩固其在全球事務中的根基。同時，不再強調從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角度處理對外關係。
從上述兩個方面看，美國的戰略的確呈現出某種程度上的“收縮”態勢。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今後將不再關注全球事務，或對東半球發生的重大問題置之不理。恰恰相反，美國現在要求其盟國在各自地區承擔更大的責任、發揮更大作用。為此，它要求盟國將軍費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的5%，促使其履行自身安全義務，在相關地區事務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所以，美國並未放棄對全球事務的關注，只是要求盟友為了自身利益提供更多支持、分擔責任，以推動國際局勢朝美國期待的方向發展。總體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戰略既包含某種程度的收縮，也包括以往推動的讓盟國承擔更多責任和發揮更大作用的做法。
中評社記者：您曾說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思路與第一任期存在“割裂”，且其本人在華盛頓對華政策圈中反而成為相對溫和的“鴿派”。這種特殊格局是如何形成的？您認為它能持續多久？
賈慶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對華政策與第一任期相比，確實存在較大差異。回顧第一任期初期，他在尚未正式就任時，便接聽了台灣地區領導人的電話。此後又提出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並非“無條件給予”，暗示中國需要做出妥協進行交換，這使台灣問題在任期伊始便格外凸顯。此後經過雙方溝通與努力，這個問題一度得到一定的管控，部分地由於這個原因，兩國關係曾出現短暫回暖。特朗普本人對中國進行了國事訪問，雙方還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議，但訪華結束後不久，美國的政策取向再次發生改變。
隨著關稅措施升級和新冠疫情暴發，雙邊關係日趨緊張，特朗普執政後期的對華政策呈現出明顯的意識形態化傾向，台灣問題再度突出，兩國全面對抗勢頭日益明顯。之所以出現這種變化，一方面與特朗普首次執政經驗不足有關。他對中國瞭解有限，對台灣問題的敏感性認識不足。另一方面，選舉結果出乎意料，他自己也沒有做好執政準備，結果他啟用的人不少屬於美國主流政策精英，政策理念上與他本人並不一致。一些人如蓬佩奧刻意將對華政策引向“戰略競爭”乃至意識形態對抗的方向。再加上中美互動不暢，最終導致其第一任期後期的對華政策日益強硬、更加意識形態化，台灣問題也隨之愈發凸顯。
第二任期與第一任期至少在目前階段情況已明顯不同。當前政策取向更加契合特朗普本人的理念；用人更偏向理念相近或對其絕對忠誠的人，政策也更會按照特朗普的想法落實。這一點在國防戰略報告和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均有明顯反映。在特朗普看來，關稅是重建美國製造業的重要工具，對華關稅博弈也被視為中美互動的政策重點。但經過數輪較量後，他意識到持續升級對抗對美國自身衝擊較大，因此轉向更加務實的做法，與中方開展談判，力圖管控經貿關係，避免走向全面對抗。
與此同時，特朗普認為中國是一個實力強大的國家，美國在處理諸多國際事務時需要中國的合作。早在上台之前，他便多次表示，只要中美合作，許多全球性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並表達了與中國開展合作的期待。因此，特朗普認為，中美應通過合作與協調管控分歧，共同應對一些國際議題。
此外，特朗普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強調國家利益優先，反對過度強調價值觀因素，這一取向也直接影響其對華政策。總體而言，無論與拜登政府相比，還是與其第一任期相比，當前對華政策都呈現出較大差異。從中國的角度看，美國的政策取向更趨務實，零和博弈色彩有所減弱。若不以意識形態劃線，雙方仍存在談判與妥協空間；反之，若將關係界定為價值對立，非黑即白，便無法開展協商和談判。
台灣問題涉及中國核心利益，不存在妥協空間；若過度強調，只會加劇緊張。相對而言，特朗普的政策降低了意識形態與台灣議題的突出地位，給中美關係提供了穩定發展的空間。因此，至少到目前為止，兩國關係總體趨於穩定。至於未來兩國關係能改善到何種程度、合作能推進到何種水平，仍有待觀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雙方能否在具體議題上開展合作，逐步重建互信，拓展合作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對華政策在華盛頓並沒有得到認可。目前對華強硬還是美國對華政策圈的共識，這一點從國會涉華、涉台提案的表決結果可以清楚看到。在許多議題上難以達成一致的國會，往往在對華強硬立場上高度統一。在不少主流政策精英看來，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太“軟”；民主黨人更認為他不講原則，因為他們更多從意識形態角度看問題。
面對上述情況，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仍得以推行，共和黨內很少有人公開反對，無論是共和黨議員，還是政府內的對華鷹派，都是這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這與當前美國形成的一種特殊的政治生態有關。特朗普在黨內支持者中擁有較高支持率，據說超過80%，這就使他能決定共和黨議員能否連任，所以共和黨議員大概率不會公開挑戰其政策。特朗普有任命政府內部的高官的權利，所以後者也不敢造次。這就形成一種頗為特殊的局面——儘管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並不受主流政策圈認同，但在現實政治結構的支撐下，仍得以持續並落實。
中美關係出現穩定的趨勢，但這種穩定是非常脆弱的。我近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將面臨多重挑戰，包括政府內部的強硬派、國會以及美國的盟國。這些力量對其對華政策完全不認同，因而會以不同方式進行挑戰和破壞。可能更重要的挑戰來自美國的官僚機構。只要美國“對華戰略競爭”這一總體目標未發生改變，政府內部不同部門就會不斷推出一系列措施加以落實，而這種舉措勢必對中美關係不斷帶來衝擊。例如，前一時期商務部出台規定，要求美方持股50%以上的企業在對華技術和貿易往來中必須遵守美國的出口管制；又如針對中國製造的船只徵收港口費用等措施。這些政策均是在“戰略競爭”框架下醞釀形成的，部分高層甚至特朗普本人事前可能都未必充分瞭解其具體內容，但一經出台，便會對雙邊關係造成很大衝擊。
不出所料，上述兩個政策出台後，中方隨後採取反制措施，包括加強稀土出口管控，以及對美國船舶徵收港口費用等，雙方在相關領域呈現對抗趨勢。這種情況給即將舉行的中美領導人釜山會晤的安排帶來衝擊。好在最終在雙方的積極努力下，問題得到階段性管控，領導人順利會晤並達成若干重要共識。
但是，只要戰略競爭仍是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美國政府內部仍將不斷推出類似政策，進而引發負面互動。如果缺乏有效管控，局勢便可能滑向更全面的對抗。因此，儘管當前中美關係表面上趨於穩定，其基礎還很不牢靠。
中評社記者：您剛剛提到當前中美關係的風險主要來自四個方面：美國政府內部的強硬派、國會通過涉華法案的衝動、美國盟友可能採取的“挑動行為”、以及政府各部門落實對華戰略競爭會不斷出台新的對華強硬的政策。您認為，在這三大風險中，哪一個最有可能在打破當前中美的“脆弱穩定”？中方應如何提前布局應對？
賈慶國：我認為，最大的風險是第四個，只要美國將對華“戰略競爭”作為總體目標不變，美國政府內部就會不斷出台對華強硬的政策，中方也必然做出回應，如果得不到及時和有效的管控，雙方負面互動就會循環加劇，最終引發全面對抗。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情況下，政策制定者未必有意惡化雙邊關係，但如果不妥善應對，對抗還是有可能發生的，這是當前最突出的隱患所在。
至於如何管控這一風險，我認為首先需要兩國加強各層級的溝通與互動，建立定期的對話。其次，兩國領導人之間應建立非正式溝通渠道。在敏感問題上，除官方渠道外，也可通過非正式方式交換意見。相較正式場合，非正式溝通有其優勢，它更具靈活性，討論問題也可以更加深入，這有助於減少政策性誤讀，避免因溝通不暢出現不必要的誤解和摩擦。
通過多層級、正式與非正式並行的溝通機制，雙方可以在問題初現端倪時及時澄清立場、交換看法，使一些敏感議題在萌芽階段得到管控，防止升級為更嚴重的衝突。
中評社記者：您曾預測暫停加征關稅的延期可能成為“新常態”，目前來看，這種“不談不破、邊打邊談”的狀態是否會成為未來中美經貿關係的基本模式？雙方最終達成全面協定的可能性有多大？
賈慶國：雙方通過談判延期原先宣布的關稅措施，已至少經歷了五輪。這種做法可能正在成為一種“新常態”。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中美互為重要貿易夥伴，彼此經貿利益深度交織，對抗不可取，但若要達成全面協議，雙方都需做出較大讓步，都會在國內面臨壓力與質疑，因此涉及議題廣泛，談判難度較大，談判需要時間。其二，可能是更重要的，那就是美方也許不急於盡快與中方達成最終協議。因為美國不僅在跟中國一家進行關稅談判，而是跟很多國家，如果與中方達成交易，美方勢必做出較大讓步，這會增加美國跟其他國家談判的難度，因為這些國家——特別是盟國——會據此要求美國做出同樣或更多的讓步。因此，遲一點跟中國達成交易，對美國推進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磋商更有利。
也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為避免關稅措施對雙方，尤其是對美國自身利益造成過大衝擊，美方目前更傾向於以階段性延期的方式管控經貿摩擦，例如每隔數月延後實施原定關稅。至於中美何時能在貿易問題上達成一項較為全面的協議，目前仍難以判斷。在特朗普本屆任期內能否完成這個重大交易，也很難說。
中評社記者：美國最高法院的關稅裁決會為即將到來的中美元首會晤增添新變量嗎？
賈慶國：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出乎大家的意料，畢竟這是美國的最高法院，它不替美國政府說話還替誰說話？此外，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裡面，大多數人還是保守派，其中有幾位還是是特朗普自己挑選和任命的，還有，這個判決會使得美國前期徵收的關稅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給一些國家和企業要求美國政府歸還關稅提供依據，這可能給美國帶來很大困擾。最高法院為什麼這麼判？主要原因還是特朗普徵收關稅所依據的那條法律的確並沒有明確授權總統徵收這些關稅。當然，最高法院也需要彰顯自己的獨立性。至於後果，雖然裁決會給美國政府帶來一些麻煩，但美國政府還會會找出一些其他的美國法律作為依據來繼續徵收關稅，這也正是它在做的。
總體上講，這個判決對中國來講也不是什麼壞事。比如說按照這個判決，特朗普針對中國徵收的一些關稅包括芬太尼關稅都得取消，特朗普後來宣布啟用新的法律進行徵稅，先是說10%，後來又說是15%，會不會繼續增加？如果會，增加多少？現在還不知道。芬太尼關稅還會重新徵收嗎？如果不徵收，那麼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就會少相當重要的一塊。現在分析，除了芬太尼關稅以外，其他方面的變化可能不會太大。此外，這個判決不是針對中國的，是針對全世界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判決可能不會對中美元首會晤產生衝擊。
中評社記者：您對下月初的“習特會”有何展望？
賈慶國：這次4月份的元首會晤關稅首先是要談的，當然，更多地是在原則層面上談，結果大概還是達成一個意向，那就是雙方都期待貿易能繼續開展，早點達成協議。第二就是台灣問題，我覺得美方可能會重申其“一中政策”，但大概率不會有特別大的突破，當然即使重申這個政策，也跟原來拜登時期的重申不太一樣，也就是說特朗普不會像拜登那樣，做出了承諾還動不動就“口誤”，雙方可能都期待通過這次元首峰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把台灣問題管控起來，不要讓它成為引發兩國對抗或戰爭的因素。第三，雙方也可能在俄烏停火問題上進行溝通，其實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大，雙方都希望俄烏早日停火，通過談判解決問題，至於談成什麼樣的結果，需要雙方和國際社會共同努力來推動，但不管怎樣，對於中美兩國來說，俄烏戰爭的未來應該是一個和平的進程而不是一個戰火的延續。
第四，我覺得核不擴散問題是中美之間應該關注的問題。特朗普雖然不太重視多邊合作，但是核不擴散是一個美國躲不開的問題，中國也躲不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雙方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安全的關切，不僅可以談，而且應該合作。第五，AI安全問題。當年習主席跟拜登總統在舊金山會晤時曾經達成一個共識，就是雙方都反對讓AI來決定到底要不要使用核武器，至少到現在為止，大家的普遍共識是，人類還應該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者，而不是機器。如何實現這一點？我覺得可能雙方的領導人也會談到，當然AI還涉及很多其他的問題，包括倫理和其他安全方面的問題。
第六，兩位領導人也可能會談到雙方的高科技貿易問題。美國現在很糾結，從美國的國家利益角度來講，對中國出口一些包括芯片在內的高科技產品是符合它的利益的。高科技研發是很燒錢的，研發出來的產品需要賣出去才能盡快收回研發成本，增加投入研發下一代產品，以保持自己在這方面的競爭優勢。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美國需要把中國的市場用起來，同時也需要防範中國利用美國的科技產品挑戰美國的競爭地位。中國這方面也有自身的糾結，那就是既要爭取用上美國先進的技術，也要通過加強研發解決卡脖子問題。所以雙方在這個問題上是有利益交集和合作空間的。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會不會達成協議是另外一回事。
最後，鼓勵和推動兩國之間的人文交流。從以往的情況看，習近平主席還是特朗普總統都是支持中美人文交流的，雙方也許能夠通過這次會晤提出一些具體的舉措來。總之，這次中美兩國領導人面對面會晤時會談的東西還是很多的。
中評社記者：面對“多元共治”的世界，中國能做些什麼？
賈慶國：現在世界正在經歷一個去中心化的過程，原來世界的中心也就是西方發達國家對世界事務的主導力和影響力都在下降，全球治理正在出現一個多元共治的局面，面對這樣一個歷史發展趨勢，中國應該做些什麼？這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首先，我們需要加強研究和認識我們現在生存的世界。過去這些年中國在這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習主席提出的四大倡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們在這方面研究的成果，但是要把這些倡議落實，還需要提出很多具體的思路和建議。比如針對俄烏戰爭的停火，到底有哪些具體可以操作的路徑？如何避免AI來控制我們的核武器？應該採取怎樣具體的做法？中美兩國如何合作？我們需要加強研究、提出兼顧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國際社會利益的思路和建議來。第二，中國要積極推動、支持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在全球治理中發揮作用。第三，隨著中國在國際上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我們需要加大培訓力度，培養一些既瞭解中國，也瞭解世界的人才來參與全球治理。第四，中國也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處理新時期中國對外經貿關係。以前我們講互利，主要指的是貿易和相互投資，這相對來說是比較簡單的，只要進行貿易和投資，雙方的利益都會在一定程度能得到滿足。那時候中國經濟規模整體比較小，影響力比較弱，這也很正常。但現在不一樣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競爭力非常強，結果我們無論是貿易還是投資都在面臨新的問題，那就是別的國家可能會有擔心競爭不過而出現擔心和抵制，現在不光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這種情況，發達國家也出現這種情況。所以，我們現在需要思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一種辦法就是考慮發展一種復合型的互利，也就是通過合資、融資的方式把自己企業的利益和當地企業、當地老百姓的利益捆綁起來，使雙方的合作和互利共贏更可持續。
中評社記者：您今年上會的提案方向主要有哪些？
賈慶國：我還在琢磨。目前正在思考“辦事難，辦事慢，事難辦”這個問題。黨的十八大以後，我們在打擊貪污腐敗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標誌之一就是現在大家都按照規矩來做事了，這是好事，但是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形式主義。現在辦什麼事都要走程序，本來幾分鐘就能解決的問題，幾天也解決不了。舉個例子，上學期我在電腦輸入學生成績時輸錯了一個數，提交後我想更正，但按照現行的規定，需要學生填表提出申請，我自己再提出申請，然後自行舉證，然後領導審批，才能更正，為此耗費了不少時間。這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這裡面存在著管理過度程式化問題，領導缺乏必要擔當問題，規矩不合理問題等。這個問題看起來小，它給國家的治理和發展帶來的危害其實是蠻大的。不少發達國家發展現在面臨的發展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過度程序化導致行政效率低下。要改變這種情況，我們需要理順規矩，簡化流程，讓辦事的人能夠合法辦成事。如果辦事的人按照規矩辦事，即使出了問題也不能追究他個人的責任，而是應該去思考規矩是否不合理，並加以改進，從而不要再出同樣的問題。如果只是簡單追究辦事的人的個人責任，就會導致他們不敢辦事，不願辦事。另外，領導要有擔當，要制定合理的規則，修改不合理的規則，確保依規能辦成事，對規則不合理大致的問題要勇於承擔責任。總之，制定規則的目的是把事情辦好，不是為了免責。其他的一些提案的想法我還在琢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