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26 00:30:02

　　中評社香港2月26日電／中國評論通訊社2025年12月5日在中評社台北會議室舉辦座談會，邀請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長許信良、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大陸研究所教授趙建民、財團法人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副董事長魏艾教授、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五岳、台灣時事評論員陳淞山、中華港澳之友協會會長張仕賢、中國評論通訊社總編輯羅祥喜與會。座談會由台灣藝術研究院院長、海基會董事林富男主持，與會者圍繞中評社成立20年來對兩岸關係發展的貢獻，各自給出了精辟的分析與精準的定位。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2月號以《中國評論通訊社成立二十周年台北座談會：兩岸理性溝通的經驗與啟示》為題，詳細刊登了與會者的發言，文章內容如下：
　　羅祥喜：視頻致辭

　　各位中評社的老朋友，非常感謝大家前來參加今天的座談會。我因為來不及前往，衹好通過視頻向大家問好，非常抱歉！

　　中國評論通訊社（中評社）是在1998年創刊的《中國評論》月刊基礎上，於2005年6月在香港成立的。2025年是中評社成立二十周年，我們規劃在上海、台北、香港各舉辦一場紀念座談會，邀請兩岸及港澳的專家學者，回顧總結中評社的發展歷程與成果，緬懷汪道涵會長、郭偉峰社長對中評發展的貢獻，彰顯中評社在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價值。今天在台北舉辦的這場座談會，很高興邀請到台灣不同光譜的重量級專家學者，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

　　《中國評論》月刊是在時任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支持下創辦的。汪會長當時就期待《中國評論》能夠多刊發兩岸專家學者，特別是台灣不同光譜專家學者的文章，成為兩岸理性溝通、增進瞭解、傳達善意的平台。現在，《中國評論》已是中國學術界一份有影響力和公信力的CSSCI來源期刊（C刊）。

　　2005年6月，我們在《中國評論》月刊的基礎上創辦中評社。20年來，中評社作為一家以報導兩岸關係為重點的主流媒體，在促進兩岸交流和理解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中評社雖然是在香港註冊成立，但不衹屬於香港，更屬於兩岸，是兩岸的共同媒體，也是以深度報導專家學者思想觀點為主的兩岸智庫媒體。

　　中評社有較強的包容性：不僅有大陸專家學者的觀點評論，也有大量台灣不同政治光譜專家學者的觀點和評論，中評網涉及台灣新聞的欄目，包括台灣時政、藍營觀點、白營言行、綠營動態、台灣綜合、兩岸專區等等，讀者相當多，而且非常穩定。

　　中評社始終堅持兩岸和平發展的理念，一直致力於構建兩岸交流對話平台，希望匯聚各方智慧，營造友善氛圍，在增進兩岸理解和互信、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也是基於這樣的定位，中評社在兩岸，特別是在台灣也得到了廣泛的肯定，再次感謝大家來參加座談會，下面把時間交給今天的主持人、台灣藝術研究院林富男院長。
　　林富男：開場白

　　各位敬重的政治前輩、資深學者，由於今天中評社羅祥喜總編輯無法到台灣親自主持這場座談，委由我來服務大家，敬請各位理解與協助。非常感謝各位在百忙之中撥冗參加中評社成立二十週年座談會。今天齊聚在台北，就是希望大家能在這個難得的場合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提出畢生的經驗與智慧，為當前的兩岸局勢、區域安全與未來發展，共同做出最具深度的思考。

　　中評社走過二十年，是一條以“理性、專業、風骨”打下的道路。從新聞、月刊、出版社、智庫、大數據中心等五大系統，建構出能影響兩岸的重要輿論場域，成為很受尊敬的媒體。回望這段歷程，我們無法不深情追念郭偉峰社長。他以個人的堅毅與使命感，在最艱難的時局裡堅持理性評論，為台灣發聲，為兩岸搭橋，也為歷史留下不會被風雨抹去的印記。

　　在情緒極化、社群碎片化、立場凌駕真相的時代，維持兩岸理性聲音極為不易。但中評社20年來透過深入訪談、完整呈現、多元視角，努力守住這條難行的道路。郭社長長年奔走於台灣、大陸與香港之間，始終秉持講真話、講人話、講公道話，是位和平使者。他的精神，使兩岸對話得以延續、平台得以堅持的根本力量，也是中評社未來的指南針。

　　從智庫研究，到大數據中心運作，中評社讓政策、民意、輿情能被清楚辨識、被透明理解。在假訊息與認知戰交織的年代，郭社長帶領團隊建立出“數據可信、觀點可檢驗、立場不偏頗”的堅實模式。不論是青年記者走訪南台灣乃至於全台灣各縣市，或是深度專題與特刊的出版，都讓世界能更客觀理解台灣，也讓台灣的聲音更有力量、更能被聽見。

　　要延續郭社長路線，中評社未來不僅要持續與菁英對話，更要深入青年、地方、產業、文化與全球的多層交流。台灣的真實故事、兩岸文化互動、觀光合作、地方心聲、藝術創意——都值得被世界看見。中評社有責任也有能力，成為兩岸善意的傳聲筒、和平的橋樑、美善價值的推動者。

　　今天論壇的主題圍繞在中評社創社20周年。我們先請政治經驗非常豐富的前輩許信良董事長發言。
　　許信良：希望中評社成為華人社會自由的輿論場

　　自從我接任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長以後，已經8年沒有與中國大陸往來，我衹能講自己過去的經驗。8年前我跟亞中一起到北京，參加北京會談，當時現場轉播，據說那時有一億六七千萬人在收看，是一個盛會。

　　十幾年前，我就在中評發表過一些談話。我說，我相信習近平主席的歷史影響力會超越前人，因為現在中國在全世界的影響力比歷史上大太多了，所以我當時說，希望習主席把握這個機會。

　　那時候我還可以去大陸，所以和一些老朋友往來蠻多的。汪毅夫先生到台灣，我們倆談過很多話題。那個時候我特別跟汪先生講，希望習主席讓中國更加民主。而且我特別說，今天中國大陸有那麼好的歷史機遇，千古難得的機會，可以讓中國走向民主，秦始皇以後最偉大的事情不過如此。我當時說，統一沒什麼了不起，自從秦始皇掃平六合以後，中國歷代實現統一的人物太多了，很多小人物都曾統一過中國。可是讓中國走向民主是千古大事，誰實現了誰就是千古一人。

　　而且即使民主化，中國共產黨也一定還會繼續執政相當長一段時間。我特別提到新加坡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他們執政60年了，從新加坡建國開始就一直執政到現在。衹要執政成績很好，像新加坡這樣，執政很多年都不是問題。

　　我希望能和大陸方面理性溝通，這樣對大陸的執政者是最好的。另外，我常常講反腐鬥爭，坦白講台灣經驗很多，很簡單，民主是最有效的反腐措施，所以與其內部來反腐，不如靠民主來反腐。我希望我今天的這番話能夠在中評發表。

　　中評社很了不起的，郭社長也提到過，中評社是汪道涵先生支持設立的，當時汪先生就希望他在香港創辦，而不是在中國大陸創辦。那個時候是改革開放高歌猛進的時代，無論是90年代，還是21世紀初年，大陸的整個氛圍都很好，欣欣向榮，現在我還懷念那個時代。

　　汪先生真的有眼光，他那個時候，就希望中評社立足香港，因為香港更自由，他希望中評社在一個自由的輿論環境中發展，真的有遠見。

　　我希望中評社能夠一直維持當時設立的初衷，汪道涵先生希望中國有一個自由的輿論環境，使得兩岸三地可以溝通，成為華人社會共同的自由媒體。所以，中評社成立20周年之際，我給中評社的題詞是“自由譽論，兩岸之珍”，兩岸都需要自由輿論，我很希望中評社能夠成為華人社會真正自由的輿論場，謝謝！

　　林富男：我認識許董事長很久了，是將近30年的好朋友了。從他在做偉大的政治貢獻的時候，我們就一路追隨他，他一向敢講，想法都非常創新，而且這些創新都可以名垂青史。許董事長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讓我非常敬佩。我們接下來請張亞中總校長發表高見。
　　張亞中：感謝中評社為兩岸“掛燈搭橋”

　　各位先進、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能在這裡與大家一同參與“中評社成立二十週年”座談，我心中充滿感恩與感動。對我而言，中評社不是一個抽象的媒體名稱，而是一盞在兩岸長夜中持續點亮的明燈，是一座在激流之上默默搭起的橋樑，也是陪伴我思想成形、理念落地的老朋友。

　　向二十年的“掛燈搭橋”致敬

　　回望過去二十年，是兩岸關係跌宕起伏、情勢多變的二十年。從對立僵持，到交流開放，再到今日複雜多變的局面，彼此的情感、認知與信任，從來不是自動出現，而是需要不斷溝通、解釋與澄清。在這漫長的歷程中，中評社選擇了一條最不容易、卻也最有價值的路——為兩岸“掛燈搭橋”。

　　在資訊紛亂、立場對立的年代，中評社沒有選擇做情緒的擴音器，而是做事實的記錄者、理性的堅守者。在政治氛圍敏感、輿論常常被撕裂的時刻，中評社不怕被誤解、不怕被貼標籤，堅持“擺事實、講道理、明是非、求共識”的原則，給兩岸知識界一個可以對話的平台。

　　透過中評網與《中國評論》，無論觀點立場如何，衹要願意認真思考兩岸未來，衹要願意用理性說話，中評社都給予空間。它讓我們在黑夜裡看到方向，讓我們在激流中找到可渡之橋。

　　我經常說，兩岸之間需要的不衹是貿易往來、觀光旅遊，更需要心靈和思想的交流。沒有觀念的溝通，就沒有真正的信任；沒有信任，就談不上長久的和平。這二十年來，中評社堅持辦思想者論壇、深入採訪兩岸各地的民情與心聲，用文字、用圖像，把兩岸的故事串聯起來，也把兩岸人民的命運感與共同感，慢慢喚醒。

　　今天回頭看，中評社不僅是新聞機構，不衹是民間智庫，更像一本活生生的兩岸關係編年史，記載著兩岸關係的高低起伏、情感的喜怒哀樂。我們要向這二十年來所有的努力，深深鞠躬致意。

　　深切懷念用生命為兩岸燃燈的郭偉峰社長

　　在回顧中評社的同時，我心中最難忘、也最難以放下的，是離世的郭偉峰社長。郭社長對我來說，不衹是一位優秀的媒體人，更是一位胸懷民族、心繫兩岸的思想者與行路人。他用自己精彩且熾熱的一生，為兩岸掛上無數盞燈，搭起一座又一座橋。

　　我常想，他本可以安安穩穩做一位新聞人，但他沒有選擇安穩，而是肩負起汪道涵先生“擺事實、講道理、明是非、求共識”的囑託，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在香港創辦《中國評論》，一步步打造出今天的中評社與中評智庫。

　　他對兩岸和平的信念，是那樣真誠而堅定。他總說：“要讓世界知道，還有人在為兩岸和平努力，還有和平的思想值得被聽見。”

　　在我推動兩岸統合、舉辦北京會談、台北會談、日本本栖會談、澳洲悉尼南天會談的十幾年裡，郭社長幾乎場場親自參與，不僅是報導者，更是同行者。他帶著團隊，細緻地記錄每一次對話的內容、每一位學者的觀點，後來還結集成冊，成為兩岸和平探索的重要史料。

　　他離世的消息傳來時，我久久無法接受。一位正值壯年的領軍者，一位對中華民族復興充滿熱情的知識分子，就這樣猝然離開。這不衹是中評社的巨大損失，更是兩岸思想與文化交流的一大憾事。

　　然而，我相信，人或許會離開，但他所點亮的燈不會熄滅，他所搭起的橋不會崩塌。在每一篇理性深刻的評論裡，在每一次為和平奔走的會議裡，在每一位因中評社而受到啟發的讀者心中，郭偉峰三個字，都會被牢牢記住。

　　在此，我願再次向這位摯友、這位前行的拓荒者，獻上我最深的敬意與思念。

　　感謝中評社見證與推動“兩岸和合”

　　對我個人而言，中評社不是旁觀者，而是一路同行的戰友。這三十多年來，我試圖從理論上提出“兩岸和合”的道路，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中三憲、兩岸統合”。坦白說，在台灣這樣的政治環境下，要談統合、談和平、談和平統一的方法論，常常是吃力不討好，甚至飽受誤解。如果沒有一個願意傾聽、願意深入討論的平台，這些想法很可能衹是一疊疊紙上的文字，難以走進公眾視野。

　　是中評社，給了這套理念一個完整被理解的平台。從“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芻議”開始，《中國評論》長期、系統地刊載我的文章，一篇又一篇，從概念、架構、路徑到制度設計，與廣大讀者與各方專家一起討論、辯論、修正，慢慢形成最後較為完整的“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理論體系。

　　更重要的是，中評社不衹是刊載，而是願意用出版的方式，讓這套思想沉澱成書。《論統合》一書由中評社出版，對我而言，不衹是一本著作的問世，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與託付。

　　如果沒有這本書，兩岸統合的思考可能衹是散落在不同期刊與媒體中的片段；有了這本書，它就成了一個可以被後人檢視、可以被進一步發展的思想起點。

　　同時，我也要感謝中評社這二十年來對我在台灣各項政治、社會活動的持續報導——反軍購、反亂“修憲”、反“入聯公投”，倡議兩岸和平、主張歷史真相教育、參選國民黨主席……

　　不論台灣島內如何標籤我，中評社始終用最客觀、最完整的方式呈現，讓海外與大陸的朋友能夠真正理解我在做什麼、為何而做。這種被如實呈現的感覺，對一個知識分子而言，是非常珍貴的。

　　因此，我要在這裡真誠地說一句：沒有中評社，就不會有今天較為完整的“兩岸和合”思想；沒有中評社，我在兩岸關係議題上的努力，也難以讓那麼多朋友看見。

　　向所有中評人致敬，並為未來送上祝福

　　最後，我想把感謝獻給中評社所有在前台、在幕後默默付出的同仁。是你們，讓中評社不衹是一個媒體，而是一種堅持、一種理想、一種責任。你們每天在第一線匯集資訊、整理材料、撰寫評論、策劃論壇，在旁人看來，那衹是一篇篇新聞，但我們都知道，在兩岸關係這條崎嶇難行的道路上，每一篇嚴謹的報導、每一次認真的訪談，都是向和平與理解再踏出的一小步。

　　二十年，衹是歷史長河中的一瞬間，卻足以看出一個媒體能否經得起考驗、守得住初心。我相信，中評社已經用行動證明了自己，也用專業與格局，贏得了兩岸有識之士的尊敬。

　　在新的二十年即將展開之際，兩岸局勢也許會更加複雜，國際環境也許會更加艱難，但也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像中評社這樣的媒體——不隨波逐流，不被情緒綁架；肯為理性留一方天地，肯為和平守一線生機。

　　在此，我願以最誠摯的心，向中評社所有同仁致上無限的敬意與感謝，也獻上我的祝福：願中評社在未來的歲月裡，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願你們繼續為兩岸關係“掛燈搭橋”，為中華民族的和平復興守望相助；願每一位中評人，都能因自己的堅持，而無愧於心，無愧於史。謝謝大家！

　　林富男：謝謝張總校長的“掛燈搭橋”，郭社長離世時，是張總校長在台灣島內發出了第一篇的悼念文章，那時候媒體都還沒有報導，張總校長是非常有心的。本來郭社長交代，他的後事一概不對外宣講，可是當您那一篇發出去之後，《星島日報》就引用了，《中國時報》也引用了，之後中評社也認為這個事情終究不能不公開。所以感謝您那篇悼念文，寫得讓人家都非常感動。相信中評社不會因為郭社長的離世而縮編，他們反而會更強大，繼續服務兩岸。下面請張仕賢會長發言。
　　張仕賢：期待中評社繼續秉持專業，守住原則

　　謝謝大家！中評社在兩岸四地構建了跨政黨、跨地域、跨立場的媒體平台，可謂“溝通的藝術”。從《中國評論》月刊發展到中評社，我個人有幸一路參與見證。當時我的恩師張五岳老師帶領我參與中華港澳之友協會，五岳老師當時是秘書長，後來我擔任港澳之友協會的會長，我也參與中評社的一些活動事務。

　　中評社，或者更早的《中國評論》月刊，一路走來二十幾年，確實和我自己個人、我們協會在整個發展脈絡相關，大家都有不同的記憶跟情感，所以今天很榮幸能來參加中評社20周年的紀念座談，我也向中評社所有的前輩，以及今天所有出席的師長送上最誠摯的祝福，因為20年畢竟是一個見證時代起伏的時光，也足以驗證媒體在歷史進程中的責任擔當與抉擇。

　　2005年中評社剛來到台灣的時候，是阿扁執政時期，還是一個比較多元的環境，受到多方關注。港澳之友協會當時也秉持著促進理解、連接兩岸的初衷，希望這些關於兩岸四地的新聞報導、評論、學術交流，都可以有這樣一個專業平台。

　　回望這20年，我們大家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希望多元聲音並存，社會對話永遠比社會撕裂好，相互理解永遠比疑慮、恐懼更有力量。

　　回看2013年，當時賴還在台南市長任內，他也去香港，也與郭偉峰社長等中評管理層會面交流。那時剛好華航舉行台南香港的首航，賴市長前往香港。那個年代可以有這樣的台港交流的盛況。

　　當然現在這樣的緊張氛圍下，中評社依然具有媒體的韌性，中評社依然長期關注兩岸情勢，它提供了一種觀點、一種脈絡，也讓不同背景的讀者理解兩岸正在發生什麼，所以今天我不單是祝賀中評社的20周年，也是向所有在這個敏感時代、複雜格局之中，仍願意做觀察者、記錄者或對話者的人來表達自己的致意。不管立場如何，意見可以不同，觀點可以多元，能夠出現在同一個公共空間，這個其實就是台灣最珍貴的價值。

　　個人再表達幾點看法：

　　第一，當然還是期盼，希望中評社能夠一如往昔，繼續保持專業性，以事實為準繩，讓報導、評論成為理解兩岸和國際局勢的重要工具，多元不應該等於混亂，理性也不等於立場薄弱，很多時候資訊越透明，反而誤解越少；討論越充分，衝突越不容易升高。

　　第二，我也期待包括中評社在內的媒體，在關注台灣或兩岸四地的時候，能夠真正地從社會脈絡去瞭解，不要用簡單的框架套用複雜的現實。不論是香港的政局變化、台灣的多元民意，還是兩岸年輕世代的問題，這些都應該進行更深入更細緻的觀察。

　　最後，期待兩岸未來的互動不再是反復的對抗，或者是情緒的疊加，能夠回到務實冷靜，相互理解，相互探討。我記得以前羅祥喜總編輯出過一本書叫《尋找理性》，然後訪問了包含像許董事長，以及現場很多的師長，都收錄在那本書裡，這就是尋找一種理解，或從更宏觀的高度來看待兩岸的一個思維會診。十幾年前能夠做到的，現在這個時代更應該做到。

　　再次恭賀中評社成立20周年。這20年來，中評社見證了整個歷史方方面面的轉折，也纍積了跨文化跨社會的觀察量能。祝願中評社下一個20周年能夠繼續秉持專業，守住原則，作為兩岸的橋樑搭建、平台交流的一個重要的堅實堡壘。也祝願兩岸和平，再次感謝各位。

　　林富男：謝謝仕賢的發言，我們兩個也是同事，都是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的委員。你剛剛的發言讓我們都很驚喜，更呼應了你和許董事長講的，希望大陸能夠更民主，你說多元不是混亂，這都是互相呼應，尤其我相信惡意一定會過去，善意一定會留下來，善意是會循環的。下面有請我的另一個同事，我們以前都是陸委會諮詢委員會的委員，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趙教授春公！
　　趙春山：兩岸理性溝通的三個原則

　　我今天講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有關中評社，我記得當年中評社能夠到台灣來，應該是陳水扁時代，2007年，如果是最近這些年可能就很難入島了。所以你看“扁時代”當時可以讓中評社到台北來，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認為中評社有三個特色：

　　第一是有新聞性，我寫作時就常常看中評社的報導，它不但有島內新聞、大陸新聞、國際新聞，還收錄了很多文件，台灣、大陸，甚至美國的官方文件，很值得參考，都是非常具有新聞性的東西。

　　第二是學術性。我感覺到中評社非常嚴謹，台灣很多其它的新聞媒體都不會這樣的。我常拿中評作為例子，中評社寫完關於我的講話的新聞稿以後，會發給我詢問我的反饋意見，並且提出他們的修改意見。還有我們辦了活動、論壇的時候，他們會把他們整理的稿子給我先看，讓我自己再整理一下。有很多媒體刊登我們的講話時會斷章取義，甚至於無中生有，可是中評基本上不會。而且有時候我發現了他們報導中的一些問題，給他們打電話，他們就會馬上修正。所以我非常佩服這一點，非常嚴謹，具有學術性。

　　第三是包容性。不管台灣藍的、綠的、白的，還有大陸的、美國的，各方面的消息和觀點他們都會刊登出來，所以非常具有包容性。這三個特色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當時在負責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期間就和偉峰、祥喜訂有合作計劃，我們有簽約，所以我有時候不太想接受媒體訪問，但中評我幾乎沒有拒絕過。我非常喜歡中評社和《中國評論》月刊，對我很有用。我家裡還存著很多《中國評論》雜誌。以上是我有關中評的幾點感想。

　　第二部分，談談兩岸如何理性溝通。兩岸溝通的工作我搞了幾十年，在大陸的一些老朋友都退休了，還在崗位上的越來越少。根據我長期溝通的經驗，我認為兩岸理性溝通需要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要存有中國心、民族情。我認為這比“九二共識”還重要，有中國心，有民族情，就容易溝通。我常常講“九二共識”是個工具，那是為瞭解決事務性的問題，如果真正要兩岸理性溝通的話，還需要有中華民族的情感。

　　第二個原則，習總書記常講“心靈契合”，我的想法是，心靈契合就是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要有同理心。兩岸溝通的時候，我衹要站在對岸的立場，用對岸的想法來思考問題，雙方就不會有太大衝突，而且都會很有耐心。有了同理心，很多事情就好辦，不要老是說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想問題，不能接受別人的想法。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就是同理心。

　　第三個原則，溝通需要agree　to　disagree，就是求同存異，但求同存異還不夠。王毅當國台辦主任的時候，我去哈爾濱開會，我講了一句話，我說交流不能光是求同存異，不能總是存異，而是要“存同化異”，這也就是後來習總書記講的“聚同化異”。

　　如果按照這三個原則，就很容易溝通，我和大陸溝通幾十年了，大家都變成好朋友了，兩岸的人當然還會有自己的立場。以上是我的一些經驗。

　　兩岸未來是戰是和，還是不戰不和？我們長期以來希望保持不戰不和，現在是不可能了，將來衹能在戰與和之中選一個，我希望我不是烏鴉嘴，但是我想這一天應該不遠了。我這輩子是生於患難，是在抗戰時候出生的。所以我們現在要建立一個共識，共同面對這個問題，如何在變局中找到我們的生存之道，找到我們的位置。

　　我總是講，如果民進黨人士都像我們許主席這樣就好了，許主席是非常有魄力的人，雖然他有些看法我不見得贊成，但是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就講到這裡，謝謝！

　　林富男：兩岸的未來是戰是和，還能不能保持不戰不和？聽了我覺得也很有感觸，確實是這個樣子。接著請魏艾教授，魏教授現在是財團法人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的副董事長。
　　魏艾：兩岸理性溝通需要有民族情懷，實現機制互補

　　《中國評論》月刊是1998年創立的。我們回顧這一段時間，從1998年，到2005年，到現在，中評社或者月刊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一段時間線，從亞洲金融風暴開始，2001年左右兩岸加入WTO，然後就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給兩岸經濟帶來很大衝擊。2010年左右，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從2018年到現在，幾乎影響到國際經濟的大事都在這段時間爆發了，美中貿易戰、科技戰、俄烏戰爭、以巴衝突，以及現在美國特朗普的高關稅政策。二十多年間兩岸關係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台灣出現了多次政黨輪替。

　　目前兩岸的政治氛圍不是很好，兩岸該如何做理性溝通？我從一個長期從事中國大陸和兩岸關係研究的工作者的角度來看，我第一個工作是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後來進入東亞研究所，另外我也在媒體待過，在《中國時報》大陸新聞中心待過，所以我接觸了不少相關新聞，感觸良多。

　　我在工作期間看過很多中評社發佈的新聞報導，非常感動和敬佩他們，最主要是他們能與時俱進，無論風雲變幻，他們都能對很多事件作出分析，而且相對比較中立。很多媒體有他們本身的偏見，但中評社大致上是比較中性的客觀報導。

　　另外，他們報導的字數不會太多，這可能受到了互聯網時代的影響，這樣查找相關資料很快，而且很update。到現在我還會訂大陸的雜誌，還有香港的幾份報紙，我翻開報紙的時候就知道每天發生什麼事情，因為我以前在《中國時報》大陸新聞中心工作，所以這些新聞對我非常重要，貢獻頗多。中評社的很多報導，上網就可以找到，很容易領會和作為資料利用。

　　我每次在大陸開座談會的講話內容，都是中評網報導得最仔細，而且比較客觀，發佈的速度又快。

　　接下來講兩岸的理性溝通，其中有幾個要做的：

　　第一，要有民族的情懷。在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有關兩岸政經統合構思和模式一直是眾所關注的問題。1970年代，政大教授和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魏鏞便提出“多體制國家”與“雙重承認”理論，引起海內外廣泛的討論。魏鏞表示，“多體制國家”的概念主要在強調：分裂國家裡不同政治體系間的關係，並非兩個國家（state）間的關係，而係不同政治體系（political　system）間之關係；“雙重承認”則係雙方均可與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及加入國際組織而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一個中國”指“歷史、地理、文化的中國”。

　　1980年代後期以來，在兩岸經貿關係日益密切以及國際間區域經濟整合成為風潮之際，海內外學者陸續提出各種構想，以解決兩岸經貿問題。這些引起廣泛討論，並曾被譏諷為充滿浪漫情懷和虛幻憧憬的政經整合構思，確實受限於兩岸政治形勢而難以付諸實現，但是從另一面向來看，當兩岸政治緊張關係有所和緩之時，這些構思或建議卻可能為兩岸當政者所接受而得以推展，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兩岸經濟合作協議的簽訂。

　　2005年4月29日，連戰的破冰之旅與胡錦濤共同發佈“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新聞公報，明確表明兩岸應“建立穩定的經濟合作機制，並促進恢復兩岸協商後優先討論兩岸共同市場問題”。隨後，2008年台灣政局第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取得政權，兩岸恢復協商，並簽訂23項協議，其中2009年12月兩岸兩會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建立了兩岸制度化協商機制。

　　第二，兩岸需要推進社會經濟融合發展。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提出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倡議，其實台灣也可以提出我們的台灣方案。我們台灣有自己的優勢，但如果沒有交流、沒有溝通，台灣的優勢就展現不出來。

　　第三，交流互動才能體現兩岸體制機制的互補性。比如農業交流合作一直是兩岸社會交流的重要組成，由於台灣的農會和農田水利會這些綜合性的農民組織，在保障農民權益，提高農民知識技能，促進農業現代化，增加生產收益，發展農村經濟方面，發揮了重大的積極作用，是長期以來兩岸農業交流合作的重要議題。

　　在兩岸交流互動中，地方治理體制機制是台灣的強項和優勢，但民進黨當局卻對農漁會等基層組織赴大陸交流，以及對年輕人赴大陸擔任地方治理事務加以阻擾，基本上扼殺了台灣軟實力的影響力，這絕非明智之舉。

　　第四，對中國大陸而言，近年來面對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的諸多不確定性，自然必須尋求對外經貿空間的開拓，而參與區域經濟整合與合作是最佳的選擇。美國特朗普政府高關稅政策引發全球產業重整，這是當前兩岸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在缺乏“準官方”溝通渠道的情境下，兩岸衹能透過民間團體推進產業交流與合作，緩解危機並優化兩岸產業結構。

　　我就講到這裡，請各位多指教。

　　林富男：謝謝。您談到中評社的稿件字數少，但其實他們有時候也可以寫字數很多的文章，大家覺得剛剛好。所有的媒體，給我們發佈照片最多的大概就是中評社，而且他們的採訪非常真實，尤其是在台灣的林淑玲總編輯，她要求記者一定要到現場拍現場照，不能用資料照片，所以中評社所呈現的不衹是中性，也是最真實的一面。

　　剛剛魏教授也講出了台灣人民及產業界內心的痛，現在兩岸這種情況對產業界來講確實是苦不堪言，您講出了人民的心聲。接下來我們請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大陸研究所教授發言。
　　赵建民：台灣在新的地緣經濟中該如何扮演角色

　　首先恭喜中評社成立20周年，非常不容易，現在兩岸這樣的狀況，中評幾乎成為兩岸之間唯一的溝通平台。這個角色令人佩服，也令人揪心。兩岸問題那麼多，我們衹有中評社一個媒體來溝通。剛剛許董事長提到希望中國大陸成為一個民主多元社會，我感同身受，這樣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包括貪腐問題。這是體制的問題，如果能有一個多元的、監督性更強的體制，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可是，在兩岸問題上，我們不能把台灣的安全寄希望在我們的對手能否轉變上，這是下策。我認為台灣現在要看到我們的危險處境，更重要的是要提出辦法，可是感覺我們的執政者現在既看不到危險，更沒有辦法，這是非常危險的。

　　我最近在閱讀歷史書，感觸非常大。我在看漢朝初年是怎麼對付匈奴的，西漢初年的人口是匈奴的10倍。等到漢武帝統治的時候，漢朝的人口已經是匈奴的20倍，甚至超過20倍，可漢朝還是隱忍了60年。漢朝國力其實比匈奴強大太多了，匈奴就幾個部落而已，後來漢將霍去病一兩萬騎兵就把匈奴打得落花流水，可漢朝還是隱忍了60多年，歷經五代人。

　　現在再看看兩岸關係，我感覺我們很像匈奴挑釁漢朝那樣在挑釁中國大陸。昨天晚上我參加了一個會，聽到我們的政界在妄言“沒有中華民族”，我們現在天天挑戰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這比匈奴人對漢朝的挑釁更嚴重。我們都知道後來匈奴人的結局，從歷史長河中消失了，我們台灣人難道也想步匈奴後塵？彼時匈奴人也是想當然地認為有大漠作為屏障，漢朝軍隊打不過來，就像我們現在覺得我們有台海阻隔，非常類似。

　　重新回顧歷史，坦白說我非常擔心，我們應該學漢朝，卻走的是匈奴的歧途，未來不知道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現在兩岸需要談的已經不衹是防務安全的問題，而是到時候如何讓人家退兵的問題。

　　剛才提到經濟，我在此要請大家辨析一個概念，大家現在都愛談“地緣政治”一詞，我覺得這不對，其實根本是“地緣經濟”，特朗普為什麼這樣拼命對付中國？不是因為美國的政治安全受威脅，而是因為地緣經濟考量。

　　如今全球南方崛起，也就是廣大發展中國家，他們在1970年代提出“新國際經濟秩序”，英文叫NIEO（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如今以中國大陸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已經開始建立這一新的經濟秩序，特別是表現在新科技、未來科技層面。以電動車為例，整個產業鏈都快被中國大陸掌握了。還有零件半製成品，中國大陸也在東南亞廣泛佈局，所以我們台灣的“南向政策”還怎麼和大陸競爭？東南亞國家還會向著我們嗎？道理就這麼簡單。大陸的電動汽車全球市占率已經接近7成，在歐洲市場都超過7成，在北美市場也有4成8左右。

　　正是這樣的經濟態勢，迫使特朗普對中國加以應對，其實這就是地緣經濟，現在中國大陸崛起，不僅是電動汽車，還有無人機、新能源，都是中國大陸在全球南方佈局，美國、西歐競爭不過。

　　結果我們台灣現在要幫助美國重振產業鏈，給美國提供資金，幫美國訓練人才，我們走的路線對嗎？從地緣經濟的角度來看，美國肯定還是全球第二大市場，可是我們這樣一味押寶美國對嗎？美國現在跟中國大陸打貿易戰，就是因為美國已經頂不住了，看最近日本被中美一起教訓，還有法國總統去大陸訪問，都是地緣經濟變化的結果。

　　台灣在這個新的地緣經濟機遇裡面扮演什麼角色？我們過去在中國大陸的產業分工裡面有我們的位置，今天新的產業分工裡面，台灣已經沒有位置，電動汽車、新能源、無人機，台灣在全球產業鏈還有什麼位置？我們難道不是應該趕快跟中國大陸談，想辦法重新融入他們的產業鏈嗎？即使不考慮政治安全的問題，也應該考慮我們經濟前景的問題吧。日本、美國現在都是為了重新佈局產業鏈，他們跟中國大陸現在的交往就是以此為核心，可台灣好像還在觀望。

　　還有剛剛各位講的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其實都是我在陸委會時期成立的，是台港關係改善後才有的。那時候台港航線是我們的黃金路線，可是台港沒有航約，一直到馬英九上台，有了政治互信，香港才跟我們談航約，然後台港之間才組織相關的機構，才有了下游的你們的協會。包括今天我們駐香港、澳門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以前還叫做中華旅行社。

　　我再舉個例子，2008年奧運會的時候我已經在陸委會工作了，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奧運代表隊是叫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我們不叫“中國台北”，可是大陸一定要叫我們“中國台北”，我們能有什麼辦法？唯一一段時間中國大陸願意改口稱我們“中華台北”，就是2008年那時我們跟他們交涉的。可現在他們還會稱我們“中華台北”嗎？民進黨執政者一天到晚說要保護台灣的“主權”，他們不知道在他們執政期間，我們已經喪失了多少“主權”。

　　還有2009年的高雄世界運動會，陳菊當時是高雄市長，她希望把世運會辦好，因為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舉辦全球性的運動盛會。其中牽涉兩輪兩岸的談判，陳菊覺得要辦好世運會，就一定要中國大陸派代表隊出席，她的看法非常正確。如今辦任何全球性的體育賽事，如果沒有中國大陸的隊伍出席，就算不上全球賽事，所以陳菊她親自到北京去跟大陸方面協商，這些我們都知道，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後面的事情。

　　在第二輪協商時，馬英九表示他作為台灣領導人一定要出席開幕式。世界運動會的主管機構世界運動總會跟我們講，他們擔心中國大陸反對，所以希望馬英九不要出席，還有我們要求青天白日旗一定要出現在賽場，世運總會說不可以，怎麼辦呢？那時候我在陸委會負責文教，我代表陸委會參加我們好幾個單位成立的一個應對小組，我們查閱奧運規則，因為世運總會用的也是奧運規則，奧運規則裡說，雖然選手不能持青天白日旗，衹能持台北奧委會會旗，可是觀眾們可以持青天白日旗。我們翻出這條規則告知了世運總會主席，說服了他。可是各位看看，明明有這條規則，可甚至連美國都不遵循，記得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在觀眾席上有人舉了青天白日旗，美國警察馬上把他趕出去，這種違背奧運規則的行為，我們的執政者有去和美國抗議嗎？

　　而2009年的世運會上，我們的觀眾席全都是青天白日旗，我們馬英九還出席了開幕式，即使這樣中國大陸的代表隊也沒有退場，或者表現出不愉快。所以　“主權”是要跟人家談出來的，我用我自己的親身參與的經驗來說明，兩岸溝通不衹是可以消除誤會，而且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可以促進我們的利益。

　　更不說要ECFA，我雖然管文教，但兩岸所有的協議也是我負責文宣。ECFA有許多內容，包括石化、運輸工具、農漁、紡織等。石化和運輸工具產業是我們的強項，我們希望能打入大陸市場，但他們要保護他們的石化業，而我們的農漁和紡織是弱項，他們的紡織很強，我們則希望保護我們的弱項，這些都要跟人家協商，我們的強項要進去，他們的強項不要過來，都要協商。

　　我負責文宣的時候，蔡英文那時候是民進黨主席，她說ECFA是包著糖衣的毒藥，會導致台灣1000萬工人失業云云，可她後來上台了卻沒有廢掉ECFA，理由很簡單，因為ECFA其實對我們非常有利。因為我們的強項可以進入到大陸，而弱項我們可以保護起來。為什麼中國大陸願意給我們這麼大讓步？就是因為我們在談判時認同中華民族，就這麼簡單，衹要我們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好。我們和他們談判的時候，就以他們之前和韓國簽自貿協議為理由，既然他們都願意對韓國讓步了，為什麼不願意對我們這些同胞讓步？他們就不好再說什麼了。這些是我自己的親身經驗。

　　當然，我自己作為學者，跟大陸的學界也有很多接觸。我發現他們有很大變化，過去他們比較民族主義，講話也比較強硬，現在我感覺他們變理性了，好像更具有國際觀，受到整個地緣環境的影響，我認為可以由此推導大陸官方目前的態度。

　　我每次聽到賴清德宣稱“中共1950年代和西藏地方當局簽的和平協議不可信”，我聽了都覺得好笑。中國共產黨還是1950年代的政權嗎？台灣民進黨你現在是1950年代的政權嗎？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他們每年跟多少國家簽協議，都不可信嗎？賴清德的講話，天下人聽了都覺得好笑，現在還在講1950年代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們台灣真的不能固步自封，謝謝！

　　林富男：謝謝趙院長厚重的發言，不過我非常肯定，剛剛說中評社是兩岸唯一的溝通平台，我想這是大家都非常肯定的。所以說現在不是地緣政治，是經濟政治，地緣經濟我們也非常肯定。謝謝你這麼寶貴的意見，給我們上了一課。

　　現在請陳淞山老師，因為你長期服務阿扁，我相信你貢獻也很多，我們現在來請陳老師提供寶貴的意見。
　　陳淞山：以三個工作親歷談兩岸如何理性溝通

　　我在阿扁旁邊衹有三年三個月，沒有很久，但陳水扁確實是我最重要的兩位老闆之一，另一位就是許信良。所以在這裡跟各位長輩、各位老師，還有跟我的前老闆報告。

　　在兩岸的交流經驗方面，我很少談大道理，因為邏輯辯證，很多大家都能自圓其說，各說各話，當然都可以找到一些求同存異的地方，但是不容易真正能夠解決問題。所以在很多的座談會上，我會提出一些交流遇到的問題，或者觀念不一致的一些情況。

　　比如我最近去上海交流，我就提到兩岸青年交流融合的一些問題，我已經跟他們提過將近10年了，他們有所改進，但是比較慢，他們的一些機構還是政治味太濃，所以需要去政治化、去政黨化、去意識形態化，兩岸青年交流才可以搞得成功。大陸我最喜歡上海和廈門這兩個地方，因為他們這方面就比較好，衹要往這個方向走，將心比心，就會取得好成績。

　　我以前和大陸方面交流合作，解決過一些問題，給大家分享三個經歷。第一個是跟中評有關的，在2004年12月左右，《中國評論》月刊在澳門辦了一個論壇，應該是思想者論壇，我參加了這次論壇，結識了一些台灣藍營的，以及大陸的學者專家。

　　自那場論壇以後，我和一些大陸的朋友就保持著往來互動。第一次的互動就是2005年大陸出台的《反分裂國家法》，3月份立法，幾乎在20天前左右，大陸方面找我到澳門去，直接告訴我，大陸要出台這樣的法律，那時候這部法律還沒有見諸報端，他們就提前告訴我了，讓我如實轉達，請台灣領導人快做相關的評估和準備。所以那一次我回到台灣後，如實傳達到陳水扁辦公室，阿扁那邊也很快做了一些研判和因應措施。

　　幾個月以後，香港媒體突然爆料說《反分裂國家法》將制定執行細則，會有一些處罰的條例，可能要有訂定如有某種情況發生就要懲處台灣相關的規定。大陸方面立刻非常緊張地聯絡到我，我又跑去澳門直接和他們溝通，他們告訴我，沒有執行條例這一回事，這是大陸內部某些所謂鷹派的設想，但是大陸官方當時沒有往這個方向去做考慮，請我向台灣執政者轉達。所以我也把這個信息報告給了阿扁，沒有執行條例這回事，他當時也很篤定判斷，沒有執行條例，所以我們也放心了。

　　所以，我從2004年第一次參加《中國評論》月刊的論壇開始，有了和大陸方面直接溝通的機遇，我也得以幾次向陳水扁方面有關人士直接傳達大陸方面的一些訊息，發揮了一些避免政治誤判的作用。

　　我的第二個經歷，是馬英九執政的時代，當時陳雲林作為大陸海協會的會長，要來台灣訪問。2008年11月，陳雲林第一次來台灣時，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及其支持者包圍了他下榻的酒店，場面一度非常混亂。那次情況以後，陳雲林再來台灣之前，會提前和我們商討，如何避免類似的情況重演。所以當他要去高雄市參訪的時候，他就找到了我們相關的朋友，我們就立刻跟陳菊市長溝通，該如何避免出現令人尷尬的突發事件。陳菊市長馬上非常果斷地在高雄市劃設一個民眾的陳情抗議區，這個抗議區離陳雲林要經過的地方有一定距離，所以再有什麼抗議活動也影響不到陳雲林參訪的活動，這樣皆大歡喜。後來陳菊才有了第二次訪問大陸並促成了姐妹市的合作機會。

　　陳水扁執政的時候，蔡英文台大法律系的同窗楊家駿要派去香港擔任駐港代表，結果香港方面一直拖延著，不給他辦工作簽證，他的孩子已休學準備去香港讀書卻拖了很久都快鬧家庭革命了。蔡英文就拜託陳明通看看有沒有辦法處理。我們就透過關係聯絡陳雲林，他馬上答應一個禮拜之內解決，原本拖了近一年的事，一個禮拜就讓楊家駿拿到了香港的工作簽證。所以正是因為我們與大陸方面理性溝通，解決了不少政治問題和麻煩。

　　第三個經歷，是在蔡英文時期2017、2018年左右，當時民進黨全面執政，“立法院”要修訂所謂的“入出境及移民法”。當時有綠營“立委”提案要連署，要把港澳地區人士納入法律裡面可以“政治庇護”的條款。當時大陸有關方面直接告訴我，這個對大陸來講，是觸碰“法理台獨”紅線的，這是把香港澳門人士當作外國人來處理，所以你們趕快讓蔡英文思考這個問題要怎麼處理。我很快同陸委會主委張小月的辦公室溝通，最後他們查找到，目前台灣的“港澳條例”裡有所謂的人道救援條款，用這個條款基本可以處理港澳人士相關的政治庇護問題，所以不需要在“入出境及移民法”裡再把港澳人士納進去。正是因為當時兩岸有這樣的溝通，順利度過了一場危機。

　　幸好當時解決了這場危機，否則接踵而至的香港反修例事件，各位想想看，如果當時“入出境及移民法”裡有港澳人士的政治庇護條款，當時反修例事件到了後期，很多香港人開始往台灣或者海外流亡，我們如果不是用“港澳條例”而是用“入出境及移民法”收留他們，我相信當時兩岸會面臨很大的挑戰，甚至發生衝突。而用“港澳條例”，就得以用“非政府組織”的方式去處理香港居民流亡者的問題，是人道救援而已。

　　這些經驗告訴我們，兩岸的政策、政治問題，要秉求務實路線，在交流中增進理解。我總是在交流時告訴大陸方面，希望他們瞭解台灣、瞭解民進黨、瞭解台灣的政治結構和政治現象，以及台灣人民的想法，所以我秉持著這個心，我交流了20年。同樣我也希望我們台灣方面不管你對大陸是什麼政治立場，你要瞭解中國大陸，你要瞭解他們的想法思維，你才有辦法面對他們，像春公所講的，兩岸終歸要有攤牌的那一天，我們怎麼能不去瞭解他們？所以兩岸就是要往這個方向，大家一步一步來處理。

　　甚至有一些在台灣算是最高決策階層的好朋友，問我該怎麼辦？兩岸該用什麼樣的方式解決長期溝通的問題？我說要務實，實事求是，才有辦法解決，而不是提出多少方法的問題。台灣的領導人自己要有兩岸的心態，認知和態度都要調整，他們沒有調整，我們這些做事的人提出再好的建議也沒有用。

　　我曾經跟賴清德談過兩次，他也問我兩岸該怎麼解套，我就笑一笑不回答，我想民進黨還是要調整一些想法跟心態，才有辦法面對這個問題。沒有的話，單憑用什麼樣的方法解套，是沒有用的，我衹能把我寫的書送給他看。我也沒有答案，因為領導人的心態不調整，思維不調整，我們還能怎麼辦？我的交流經驗就講到這裡，謝謝！

　　林富男：陳老師提供給我們這麼多史料，更加印證兩岸必須要往和平的方向走。接著請五岳兄來做我們這一輪的總結，歡迎！
　　張五岳：對於兩岸理性溝通的四點看法

　　我先談一下對中評社的一些感想，然後再談對於兩岸理性溝通的4點看法。

　　感想就是，中評社成立於2005年，2005年在兩岸關係中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份：2005年春節包機正式啟動，2005年3月大陸方面通過《反分裂國家法》，2005年開啟了連戰“和平之旅”，2005年也造就了台灣內部藍綠對決的深化。正是在這樣一個對於兩岸關係和台灣內部都很獨特的時刻，中評社成立了。

　　中評社到台灣來設點是在2007年，那時候我也做了一些協助工作。兩岸在2007年是處在比較嚴峻的形勢下，因為2006年陳水扁終止“國統綱領”，2007年他又提出“四要一沒有”。“四要”是“要獨立、要正名、要新憲、要發展”；“沒有”指的是沒有左右路線，衹有統“獨”的問題。所以當時的兩岸關係，從北京的角度看，是處在所謂的“歷史高危期”，因此當時雙方的媒體對對方的報導多半是以情緒性批判與謾駡為主，很少有理性的思維與對話。正是那時候，中評社到台北來設點，並且發展到今天的規模。

　　中評社是同時在兩岸能夠不受屏蔽的資訊重要平台，點擊的人次也很多，而且他們發佈的新聞分兩個部分，一個是“純淨新聞”，就是我們講的敘述性的新聞；另一個是評論新聞，會有自己的態度取向，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純淨新聞”當中，他們分了幾個板塊，同時也包含有藍營的觀點、綠營的動態、白營的言行，還有北台灣、南台灣的新聞，所有“純淨新聞”他們報導都根據事實，包含針對學者（包含綠營學者）的講話，基本上也都不會篡改與扭曲。我跟當時台灣執政者方面在做溝通時說，我們執政當局花多少宣傳經費，都不可能像中評社（網）這樣把台灣方面多元的觀點暢通無阻地傳遞給大陸的網民看。

　　特別是，衹要舉辦思想者論壇，不管是找藍營的，還是找綠營的，他們最後刊登時一定會讓你審閱後才刊登，最後呈現的是一個字不改，忠實呈現。個人認為，不論以前抑或現在，特別是當兩岸關係溝通不足，就需要運用一個或是更多的平台來溝通與論述，這對兩岸關係增進瞭解避免誤判是一個很難得的機遇。如果我們對自己台灣的自由民主多元有信心的話，反而可以借助這樣一個平台，把台灣多元的面向，暢通無阻地展現給大陸網民，這對兩岸關係的相互理解是有幫助的。

　　個人長期觀察兩岸關係，認為2015年應該是兩岸關係比較和緩的時期，因為10年前，不僅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會晤，而且那時兩岸之間的人員交流也超過千萬人次，大陸人民到台灣來交流和旅遊的超過400多萬人次。陸生方面，2015年台灣有7800名大陸學位生，研習生則有34000人，這都是史上的新高。可是如今呢？2025年，大陸學位生僅剩78人（因為2020年後再無大陸學生來台就讀學位），大陸研習生大概衹剩下3400人左右。如果兩岸都強調青年交流的重要性，就必須思考如何不以政治分歧，不斷弱化或是中斷青年的正常交流。

　　個人深知，目前兩岸的內外主客觀環境都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即使現在兩岸想要理性溝通，要面對的困難也比以前大得多。而且國際地緣政治、地緣經濟都在快速變動，也讓兩岸很難置身事外。中美的大國博弈還在長期持續當中，太平洋的“大兩岸”高度制約台海“小兩岸”，這跟2018年以前的情況不一樣。最重要的是，雖然新冠疫情已經結束了，但兩岸的“政治上的疫情”還在持續，還無法回歸正常雙向的交流。2024年有400多萬人次的台灣民眾去大陸交流、旅遊，但是大陸民眾到台灣來的大概衹有30多萬人次，這30多萬人次大部分是從第三地過來的，專業交流也非常有限。

　　雖然時過境遷，雖然兩岸內外挑戰加大，但個人認為兩岸理性溝通的一些原則還是不變的：

　　第一，兩岸關係目前還是要以和平作為最高的前提，這一點不能變，我們一定要確保和平發展的格局不生變。這是無論政界、學界、媒體還是民眾，都必須要信守的第一準則，兩岸一定要確保和平，和平是最高的價值，兩岸和平是兩岸關係發展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

　　第二，兩岸關係要以人民的福祉和利益為依歸，兩岸的互動到底是為誰服務的？是為兩岸執政者服務嗎？是為意識形態服務嗎？是為政黨服務嗎？還是為既得利益者服務嗎？我認為主軸應該還是為兩岸廣大人民的福祉來服務。兩岸交流的主體要明確，人民才是交流的主體，人民的福祉才是最終判別的根據。

　　第三，良好交流是和平與發展的最佳基石，兩岸的各項交流如果不是雙向的，不是多元的，則交流的意義就效果受限，我始終認為單向的交流能發揮的效果都是很有限的。所以不能衹有台灣民眾去大陸觀光與交流，而大陸民眾不能到台灣來觀光與交流；也不能衹有台灣的學生去大陸念書與研習，而大陸學生不能到台灣來念書與研習。兩岸的交流一定要雙向多元，作為一個兩岸關係的學者，我始終認為，兩岸各項交流還是化解政治分歧的最佳良策，兩岸交流絕對不是製造衝突跟對立的根源。

　　第四，面對當前兩岸官方無法對話、面對兩岸各項交流出現困境的現狀，我們學者需要承擔理性對話的責任，所以任何有助於兩岸相向而行、能夠縮小彼此認知差距的事情，我們就要多講多做；任何會刺激對方或者讓雙方背道而馳破壞兩岸和平的言行，需要少講少做。作為學者，面對兩岸的民粹主義抬頭，一定要做理性溝通者，一定要讓理性和平的聲音成為主旋律，不應該讓“武統”的聲音變成兩岸關係的主軸。兩岸關係如果淪落到激進的民粹仇恨言論、喊打喊殺意識形態的，甚至主張“武統”這些聲音，我相信這是兩岸最大的悲哀，也不符合雙方人民的根本利益。

　　最後，我希望大陸方面更自信地進一步開放交流，大陸既然認為能夠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和主動權，既然認為民進黨不能代表台灣的主流民意，台灣的主流民意是要和平要交流要發展，那就應該在開放觀光、開放陸生來台、在開放交流方面更加積極主動，不要因為台灣必須先做什麼才要開放，這樣所呈現的較多的是被動而非主動。

　　台灣方面也應該自信，既然我們自認為是自由民主多元開放的社會，就應該具有高度自信。我舉一個例子，兩岸互動當中，大陸方面有沒有政治目的？當然會有，這個不是陰謀，這叫“陽謀”。對台灣的選舉北京關不關注？當然關注，這也正常。

　　但是我問問大家，在這樣的互動交流當中，北京對台灣的選舉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嗎？北京對台灣各式各樣的統戰有達成預期的目標嗎？台灣今天多數的民眾是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越來越高，還是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例越來越高？台灣現在是主張統一的越來越多，還是不主張統一的越來越多？既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不要把一切交流都過度泛政治化。

　　作為學者始終認為，台灣也應善用正常交流，不宜讓一個自由民主多元開放社會在兩岸互動當中的優勢無法發揮，反而變成兩岸互動當中腹背（內外）受敵的一個壓力。

　　兩岸關係如何發展，我們學者衹能書空咄咄空談論辯，兩岸的執政者與擁有權力者才是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否以兩岸人民福祉為依歸，也取決於他們的一念之間。我自知人微言輕，但每一句話都是我的真心話，謝謝！
　　林富男：結語

　　非常感謝各位的熱烈參與和踴躍分享。各位的洞見，使今天的討論層層深入、觀點交鋒、無比精彩。我們從陽光普照的午後，討論到天色微暗的黃昏，仍然意猶未盡。這正顯示了大家對兩岸關係、區域安全與和平願景的責任和熱情。

　　面對近期台海緊張、美中競逐持續、日本無端生事，以及全球經濟鏈重組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我們需要以更宏觀的國際視野，看見區域與全球正在同步變動的趨勢。

　　未來的台灣，不能衹在島內自轉，而應在地緣政治、經濟安全、科技競爭與供應鏈重塑中找到新的定位。唯有以開放、合作、務實、前瞻的態度面對國際局勢，台灣才能在變局中創造新局，在風險中找到新的契機。

　　至於中評社，正如前面大家所說，確實擁有新聞性、學術性、真實性、公平性、包容性，也因為存在這五性，中評社才被我們尊重。

　　我從2010年3月跟中評社結緣，當時台灣中評社去南台灣設立分社，我被邀請出席高雄分社成立的剪彩儀式，並發表致辭。從此一直與中評社保持互動。

　　我對中評社創社社長郭偉峰說過的一句話印象特別深刻。他說，中評社無論如何絕對不在台灣賺一分一毫！對於這一點，我們大家都可以做見證：中評社這20年來沒有在台灣拉商業廣告，他們為台灣的學校或觀光旅遊做了大量的宣傳或推介，但從來沒有收過一分一毫的錢，中評社過去二十年對兩岸關係的貢獻有目共睹；未來二十年，相信中評社一定能夠像張總校長所講的“掛燈搭橋”，照亮前路，為兩岸開創更好的未來。

　　今天也特別感謝各位在百忙當中會聚在這裡，共同懷念郭社長，共同感謝中評社20年來為我們大家的服務。我也利用這個機會，拜託各位本著過去對中評社的一貫支持，繼續用實際的言行支持中評社未來20年的發展。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前輩與資深學者的指教，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6年2月號，總第338期，P4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