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對“和平憲法”法治底線的試探與突破。1945年日本戰敗後，在投降書中明確承諾“接受《波茨坦公告》條款”，而《波茨坦公告》又明確規定“《開羅宣言》必須實施”。所以，《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被納入《日本投降書》，其內容構成戰後約束日本的重要的條約法規則。不久後，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即督促日本起草並通過了“和平憲法”（1947年生效），規定日本“永遠放棄把利用國家權力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以期用法治手段，消除日本軍國主義復燃的可能性。
然而，日本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試圖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到2015年安倍執政期間宣佈解禁集體自衛權，特別是到2022年岸田任內出台“安保三文件”後，“和平憲法”開始進入要被架空的快車道。這一危險的“法治”破局，事實上與美國的戰略捆綁息息相關。“安保三文件”將中國定位為“迄今最大戰略挑戰”，將中國台灣地區定位為“與日本共享基本價值觀的重要夥伴和朋友”。這與美國在當年10月公佈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將中國定位為“美國最重要的地緣政治挑戰”高度契合。
日本亦步亦趨地追隨美國的戰略轉圜，加深兩國的同盟捆綁，是日本弱化“和平憲法”的主要緣由，並非日本首相一己之力的推動完成。衹是，日本似乎要“藉力打力”，藉“助攻”美國反華戰略之名，行推進其自身強軍戰略之實。2023年，日本在石垣島、與那國島及宮古島等地增強軍力部署，刻意製造台海周邊緊張局勢，投巨資研發遠程攻擊武器，全面提速其海空裝備升級步驟，對防衛力量進行“根本性強化”。石破茂上台前後拋出的“亞洲版北約”等構想，本質上是對強軍戰略的延續，是對“和平憲法”法治底線的進一步試探。
其二，對日美安保同盟關係的維繫與革新。對於日美安保同盟關係的處理，含石破茂在內的日本多屆日本首相的態度與做法，往往具有矛盾性。譬如，石破茂一方面尖銳性地聲稱安保條約是“非對稱雙邊條約”，日本作為獨立國家，在大多數場合對美軍駐地的軍人軍屬沒有警察權，這有些像中國過去被迫接受的列強“治外法權”，從而要求修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另一方面，石破茂在實際層面的政治與軍事政策，並非弱化，而是延續“安保三文件”，以建立“對等同盟關係”、“對等駐軍”等創新的概念和方法，繼續強化日美同盟。
當然，“治外法權”“對等同盟”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表達出了日本民眾對駐日美軍的真實的態度和不滿。石破的共情，既是其爭取選票的方式之一，也代表了他一定的真實意願。但是，其行為策略為何又不秉持真實意志？這似乎是日本在擺脫美國的從屬地位這一問題上，長久存在的矛盾與無力感的體現。畢竟，美軍基地在日本的龐大存在及其對日本政治經濟的深度控制，遠非個人英雄主義的領導者可以在短期和常規狀態下完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