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李其澤。（中評社 資料照片) |
中評社台北1月12日電（作者：李其澤）2026年，特朗普與習近平之間可能出現的高層密集互動，已不只是外交新聞層級的觀察焦點，而是被廣泛視為未來國際秩序走向的關鍵轉折點。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近期公開指出，兩位領導人可能在2026年一年之內進行多達四次會面：包括特朗普訪問中國、習近平訪問美國、出席中國主辦的APEC峰會（如在深圳）期間的場邊會談，以及在美國主辦的G20峰會期間再度互動。若此一規劃成真，將極可能創下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領導人一年內互動頻率的歷史新高。
然而，若僅將這四次會面理解為外交熱絡、關係回溫，反而會誤判其真正意義。這些會談並非偶然堆疊的行程安排，而是一套高度自覺、具有結構意圖的戰略節奏設計。其核心目的，不在於修補關係或宣示和解，而在於系統性地劃分中美競爭中的兩類事物：哪些利益不可侵犯，哪些摩擦可以被談判、交換，甚至被暫時擱置。高頻互動本身，即是一個清楚而冷靜的訊號：中美關係已從過去以制度、規範與價值衝突為主的競爭模式，轉入一種去制度化、去價值化、但高度權力化的競爭管理階段——亦即一種事實上的G2語境。
在此背景下，理解2026習川會的意義，不能停留在“氣氛好壞”、“是否破冰”或“是否對話”的表層觀察，而必須置於國際結構正在發生轉型的深層脈絡之中。所謂G2，並非冷戰式的兩極對峙，更不是中美攜手治理世界的合作框架，而是一種低制度密度、低道德敘事、以峰會與交易作為主要治理工具的雙核心結構。在這種結構中，大國已不再試圖將對方整合進共同規則，而是承認彼此在制度與價值上無法被整合，轉而透過反覆會談來避免誤判、控制衝突，並持續重估彼此的底線與可承受代價。
＜nextpage＞
從北京的角度看，與華盛頓建立高頻、可預期且制度化程度不高的領導人互動，本質上是一種風險管理機制。中國最關切的，並非短期的經貿利益交換，而是確保其“核心利益：主權、政權安全與國家統一”。在競爭全面升高的環境中不被誤判或試探，尤其是台灣問題，始終被視為不可談判、不可讓步的底線。這也是為何北京願意承受高層外交的政治成本，反覆透過峰會傳遞紅線訊號。
反過來看，對特朗普而言，這樣的峰會節奏則完全符合其交易式外交的內在邏輯。特朗普並不以制度建構或長期秩序維護為優先目標，而是傾向將外交視為可兌現的交易工具：峰會本身即是政治槓桿，用以重新定價美國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而非繼續承擔制度型霸權所需付出的長期成本與道德承諾。正是在這種雙方“目的不同、方法卻相容”的情況下，G2語境才得以成形。
也正是在這樣的G2語境中，台灣的位置變得格外敏感，且其風險型態已悄然轉變。從結構上看，台灣並不太可能成為中美之間明確的“交易籌碼”。這並非因為台灣地位穩固，而是因為其性質過於敏感：對中國而言，台灣屬於不可讓步的核心利益；對美國而言，台灣則牽動整個印太安全架構與盟友體系的可信度，一旦處理失當，其戰略代價將遠高於任何關稅、採購或經貿讓利。正因如此，台灣反而被排除在“可交易利益”清單之外。
然而，這種排除並不等於安全，反而引出了另一種更隱晦、卻更長期的風險。在G2模式下，最危險的情況往往不是被公開“出賣”，而是被默認為高風險但可控的變數。當中美透過四場會談反覆確認彼此紅線時，台海議題很可能被刻意降溫、技術化處理，以避免成為引爆衝突的導火線；但正是在這種“被管理”的狀態下，台灣可能逐步從國際制度與議題治理的核心視野中淡出。
這一趨勢，與特朗普政府近年來大幅退出國際組織、淡化多邊制度承諾的路線形成結構性呼應。當美國不再積極扮演制度型霸權，而是轉向以交易與威懾作為主要工具，像台灣這樣高度依賴政治支持與制度縫隙參與國際社會的行為者，勢必首當其衝承受壓力。G2的運作邏輯，本就不以擴大參與者為目標，而是以降低大國摩擦成本為優先，小國若無法清楚界定自身角色，極易在“穩定”之中被邊緣化。
因此，2026習川會對台灣而言，並非一個即時的危機警報，而是一個結構性的長期警訊。台灣所面對的戰略環境，正從“制度保護下的不確定安全”，轉向“大國協調下的可控風險”。前者雖然充滿不確定性，卻仍保留制度縫隙與外交操作空間；後者看似穩定，卻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壓縮行動餘地與國際能見度。這一轉變，將深刻影響台灣對安全、外交與國際空間的基本想像。
＜nextpage＞
在這樣的情勢下，台灣真正需要的，並非情緒性的“被出賣”焦慮，而是更冷靜、也更殘酷的結構判斷。如果中美正逐步以G2模式管理競爭，台灣就不能只將自身安全寄託於單一大國的政治意志，而必須思考如何在中美台三邊關係中，清楚界定自身不可交換的核心利益，並建立足以影響他方風險計算的能力。
若說2026年的習川會為中美關係設定了一套“競爭治理”的節奏，那麼對台灣而言，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是否被納入談判桌，而在於是否正在被納入一套風險管理模型之中。這正是G2語境對小型、高敏感政治實體所帶來的最大挑戰。
在這種模型里，穩定被重新定義為“衝突未爆發”，而非“權利受到保障”；安全被理解為“可預測風險”，而非“制度性支持”。當特朗普與習近平 透過高頻峰會反覆校準紅線時，台灣的確可能暫時避開戰爭，但同時也可能逐步失去在國際制度、議題設定與敘事中的能見度。這不是一次性的犧牲，而是一種在穩定名義下發生的長期邊緣化。
因此，台灣真正必須警惕的，並非“是否被出賣”，而是是否正在被默認為“已被妥善處理的風險點”。一旦台灣被中美同時視為“紅線清楚、行為可預期、暫無失控風險”的對象，其在國際政治中的主動性反而會下降。這是一種極具諷刺性的安全困境：越被管理，越不被討論；越不被討論，越難被視為不可忽略的行為者。
在這樣的結構下，台灣若仍僅以“他國是否支持”作為安全判準，將難以回應正在成形的G2現實。更關鍵的問題在於：台灣是否能清楚界定自身“不可交換的核心利益”，並將其轉化為足以影響大國風險計算的實質能力，無論是在安全、自主防衛、關鍵產業，或區域公共財的提供上。
基此，2026習川會揭示的，不只是中美競爭的新階段，更是一道對台灣而言極為現實的提醒：在G2語境下，真正的安全不再來自被保護，而來自“無法被忽略”。這將是台灣未來必須正面回答的結構性課題。
總結而言，2026習川會並不象徵中美關係回暖，而是標誌一個更成熟、也更殘酷的競爭階段正式到來。在這個階段，峰會不再是為了和解，而是為了標價；不是為了秩序理想，而是為了衝突管理。對台灣而言，真正的關鍵不在於猜測峰會桌上是否“談到台灣”，而在於：當世界逐步進入G2語境，台灣是否已準備好成為一個能被計算、但不被忽略的行為者。（作者：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李其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