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經驗、價值與新篇章” 作者：田飛龍（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法學博士
【摘要】“一國兩制”根植中華文明古典智慧與中國共產黨的世界體系思維之中，是中國參與當代世界體系與實現現代化、國際化發展的大戰略杠杆。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是這一制度實驗的重要承載和樣本，與香港經驗構成比較與互鑒關係。習近平主席在澳門回歸2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是對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就、規律、發展路徑與未來方向的系統而科學的總結，更關鍵的是提出了基於港澳經驗的“一國兩制”的“好制度論”和“普遍價值論”，賦予了“一國兩制”以人類政治文明新內涵與人類和平發展新效用的哲學高度和政策期待，為新時代“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指明方向。習主席講話凸顯了橫琴改革在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建設新澳門與探索“一國兩制”新制度方面的戰略引領意義。在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新階段與新篇章中，機遇和挑戰并存，需要澳門在中央堅定支持下進行相應的制度改革和社會動員，在民族復興與新全球化的未來進程中作出愛國愛澳的獨特貢獻。
2024年12月20日，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①，對澳門特色“一國兩制”進行系統而科學的總結，對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發揮更好的全球化作用給出政策指引，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港澳篇’的最新成果”（夏寶龍）。2025年1月9日，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學習習近平主席上述重要講話專題研討會上發表長篇闡釋性致辭，推動各界進一步深入學習研討重要講話精神，進行理論闡釋和政策轉化。
“一國兩制”是解決國家和平統一與現代化發展問題的重要戰略與制度杠杆，蘊含深刻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智慧與中國共產黨的世界體系智慧，本身就是“兩個結合”②的理論與政策成果。“一國兩制”由中央決策及推行，中央始終是該制度的基礎立法者和最終責任人，而近些年以“全面管治權”法理和中央港澳辦的集中統一領導體制的構建為標志③，“一國兩制”的法理原則和制度體系更加健全，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的政治文化、法律規範與管治體系更加完備，“一國兩制”的政治文明創新意義與制度理性更加凸顯，“一國兩制”進入了新階段和新周期。
在澳門回歸25周年之際，在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指引下，我們需要立足“一國兩制”憲制秩序、民族復興大局以及世界體系的結構性演變，對澳門經驗加以總結，對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并參與新一輪全球化發展進行展望，以共同探討新時代澳門特色“一國兩制”長期堅持與繁榮穩定之道，以及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治理體系的路徑與方法。
一、回眸“一國兩制”：溝通世界體系的中國大戰略
“一國兩制”，英文通常譯為“One Country Two Systems”，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簡稱，是中國創造性提出的和平解決港澳台問題并實現國家現代化發展的一種憲制構想和政治制度模式。“一國兩制”具有生生不息的法理本質和制度生機。
“一國兩制”的概念化經歷了一個複雜的演變過程，有著中華文明與中國共產黨治理智慧的深刻背景及新中國建國以來因應港澳台問題和世界體系挑戰的戰略智慧。“一國兩制”是在問題導向和實踐過程中逐步沉澱和成熟為一個較為合理化且內涵清晰之政治概念與社會科學概念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不斷發展，理論體系也需要深化構建。④
理解“一國兩制”，至少需要從戰略、政策、法律和文化（全球化）四個基本層面加以分析與整合：
其一，戰略層面。“一國兩制”是國家和平統一與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戰略⑤。首先將“一國兩制”理解為一種戰略形態，這是有實踐根據的。這一戰略來源於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統一的歷史責任感、對和平主義的規範性追求、對世界體系變遷規律的深刻理解和對現代化建設的長遠規劃。
其二，政策層面。處於“一國兩制”概念第二層的是政策，即戰略確定之後，需要具體政策予以落實，而且政策需要因地制宜且有效支撑戰略目標。“一國兩制”的政策設計、評估與修正，始終回應“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及“兩制”的合理差異性，在趨同和存異方面維持一種動態均衡。
其三，法律層面。“一國兩制”面向的是具有法治認同和國際開放性的發達區域，其治理邏輯上需要體現法治原則和法治方式，故“一國兩制”的有關戰略方針和具體政策條目需要落實為清晰的法律制度及其司法程序。法律與法治層面是“一國兩制”戰略、政策範疇有關規範性承諾、價值、機制和實踐因素的規則化沉澱，是“一國兩制”規範化和制度化發展的主要成果。必須在“一國兩制”範疇堅持法律至上和法治核心價值，才能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其四，文化（全球化）層面。“一國兩制”在歷史文化淵源上與中國古典治理經驗及天下秩序思考有關，是“內含天下的中國”之大一統秩序的一個具體環節，同時又因對接當代世界體系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而具有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關鍵面向。在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新時代，“一國兩制”的文化與全球化維度得以凸顯和焦點化。正是在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全球化秩序）的意義上，“一國兩制”獲得了完整、飽滿、新穎而可持續的規範生命力與實踐創造力，從而具有“長期堅持”的文明與制度正當性。
“一國兩制”基於上述相關層面和要素的關聯及整合，已基本定型為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與世界體系溝通方式的科學概念和嚴謹制度體系。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正是在“一國兩制”的上述戰略、政策、法律與文化的綜合性歷史與制度周期中奠基與演變的。
二、澳門回歸25周年：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的整體性分析
習近平主席2024年12月20日的重要講話系統、科學、權威、深刻地為澳門特色“一國兩制”與民族復興的相關性及互動機制指明了方向。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從整體邏輯與主要內容來看，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論。講話對澳門與祖國的歷史文化聯繫進行簡要回顧和高度評價，視為“偉大祖國的一方寶地”，視為中國與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文化平台，將之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社會互動構建的橋梁紐帶。這一講話精神與邏輯，和2022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香港講話對香港與內地“血肉聯繫”的共同體論述是高度一致的。這顯示出，中央將港澳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定位和建設⑥，并充分理解和運用其與西方世界的互聯互通關係推動中華民族復興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這就從歷史文化及現代化層面較好解釋了“一國兩制”的制度與文化正當性。
第二，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特色論與成就論。講話對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的偉大成就進行總結，包括三個主要方面：其一，制度體系層面，即“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不斷完善，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得到有效維護；其二，經濟社會層面，即經濟社會發展實現歷史性躍升，居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增強；其三，對外關係層面，即澳門對外合作持續擴大，“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作用日益彰顯。澳門“一國兩制”的制度特色是顯著的，“愛國者治澳”的社會政治基礎和制度化程度相比香港要更穩固和深入，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治理體系的意願與程度也相對更高，澳門的行政主導體制較為堅實和順暢，澳門的民主法治秩序相對平穩有序發展。澳門在經濟社會治理與對外關係處理上更加凸顯對民生的保障和對國家利益的維護。這些都是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重要經驗和成就。
第三，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實踐規律論。講話非常重視提煉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法理內涵和實踐規律。講話創新性地提出了澳門經驗所證明的“一國兩制”是一項“好制度”并蘊含著“和平、包容、開放、共享的價值理念”，這是從哲學與法理層面進行的思想性概括與升華，是對“一國兩制”理論話語的創新性闡釋。與2022年香港講話有所呼應和發展的是，此次講話在總結提煉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實踐規律時提出了綜合港澳經驗與中央深入思考的新的“四條原則”：其一，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其二，維護高水平安全，推動高質量發展；其三，發揮獨特優勢，強化內聯外通；其四，弘揚核心價值，促進包容和諧。這四條原則既集中凝練地反映了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實踐精髓與經驗升華的結晶，又構成了中央對“一國兩制”法理與文化內涵的積極思考與表達。
第四，“一國兩制”澳門新篇章的政策指南論。講話特別重視從民族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高度定位和引導澳門未來發展，提出了“四點希望”：其一，著力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其二，著力提升特別行政區治理效能；其三，著力打造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平台；其四，著力維護社會祥和穩定。澳門有非常良好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及“愛國者治澳”的社會政治基礎與管治體系，但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結構性困局一直沒有實質性突破，嚴重限制了澳門自身國際競爭力體系的優化及澳門對國家高水平改革開放與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支撑，故習主席講話的政策指南部分首先指向了“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發展不是孤立的政策課題，而是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系統優化問題，為此習主席在“四點希望”中又重點提出了治理效能、對外開放平台與社會穩定的要求，指導特區政府與社會在未來發展中注重系統思維和統籌方法的運用。
第五，“一國兩制”新篇章的青年作用論。講話采取與2022年香港講話類似的結構和落腳主題，對澳門青年作用與青年培養問題展開專門論述。講話提出：“青年是澳門的希望和未來，是建設澳門、建設國家的有生力量。”習主席特別提到在澳門視察期間接觸到的四類澳門青年：其一，優秀管治人才；其二，創新創業人才；其三，教學科研人才；其四，國際治理人才。習主席要求澳門特區政府和全社會重視對澳門青年人才的培養和支持，并將澳門青年整體定位於“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港澳是“一國兩制”下的資本主義社會，在全球性的資本主導、階層固化、既得利益集團綁架社會正義政策及教育和人才培養機制失靈的大格局下，港澳青年成長同樣遭遇結構和瓶頸問題，需要政府和社會進行關懷和支持。習主席的青年論述與政策指引對澳門的青年政策、青年人才培養及融入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一國兩制”的好制度論和普遍價值論
在上述系統完整的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就、規律與前景的論述中，習近平主席非常重視法理凝練與哲學提升，創造性拓展論述了“一國兩制”的“好制度論”和“普遍價值論”，并呼籲中國和世界“共同守護”。
關於“好制度論”，此次講話之論述是對二十大報告有關論述的進一步闡釋和發展。在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主席對“一國兩制”的好制度屬性進行了理論闡釋，具體包括兩大理由：其一，“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其二，“一國兩制”是港澳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這兩大理由是非常經典和關鍵的：前者解決了“一國兩制”的制度身份合法性問題，即“兩制”雖有資本主義因素，但“一國兩制”作為有機整體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而且衹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無此“創舉”，從而進一步凸顯了“一國兩制”在中國文化與政治上的創新屬性；後者是從制度理想類型及港澳實踐經驗層面進行的強化論證，即“一國兩制”作為港澳回歸後的治理制度安排，在類型上優於“一國一制”和“完全自治”，同時“一國兩制”經過了港澳回歸後的實踐檢驗，整體上無論是香港還是澳門均實現了長期的繁榮穩定，“一國兩制”有能力應對和化解實踐中出現的各種危機，并推動制度體系不斷完善構建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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