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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發布會4日舉行。在外部衝突不斷升級並外溢的動蕩時刻，今年“兩會”因其特殊的歷史節點而備受全球矚目。（中評社 海涵攝） |
中評社北京3月4日電／今明兩天，中國全國政協十四屆四次會議和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相繼開幕，北京再次進入一年一度的“兩會時間”。作為中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最高政治協商機構的年度集結，“兩會”不僅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年度盛事，更是觀察政策連續性、資源配置優先級以及國家意志如何轉化為具體治理藍圖的核心窗口。在外部衝突不斷升級並外溢的動蕩時刻，本次會議因其特殊的歷史節點而備受全球矚目。
本次會議的一項核心議程是審議和批准五年一度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萬眾矚目的“十五五”規劃藍圖即將正式揭曉。對於中國而言，“十五五”不僅是下一個五年的經濟藍圖，更是其在地緣裂變中完成從“規模擴張”向“主權安全”質變的關鍵期，決定了中國將如何在波詭雲譎的地緣政治與貿易衝突中，重塑大國競爭與發展的底層邏輯。
作為“十四五”收官後的首次全會，“十五五”的開局之年承載著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任。在全球地緣波動外溢、能源安全承壓的背景下，中國的政策重心和宏觀範式正在發生深刻遷移：從單純的“效率優先”轉向“安全與韌性的戰略平衡”。
從“十五五”規劃的戰略導向來看，中國正加速構建一套內生驅動、自主可控的產業新範式，其戰略重心已從單純追求規模擴張，轉向系統性地提升供應鏈韌性與產業主權。在外部不確定性外溢的“孤島化”浪潮中，北京表現出了一種冷峻的戰略定力：即通過主動校准短期增長預期，來換取在極端情境下的生存紅利與全球議價權。
這本質上是一場以“速度換安全”、“以存量穩增量”的長期國運對衝。
在2026年兩會的議程中，大國財政的轉型是觀察重點。市場普遍預期中國的赤字率將維持在歷史高位4％左右，但這並非傳統的刺激，而是國家信用對風險的“主動承接”。
通過中央信用下沉和大規模債務置換，中國正試圖徹底解決長期困擾宏觀預期的隱性債務問題。這種資產負債表的“大手術”旨在將經濟從“債務驅動”導向“資產效能驅動”。對於國際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中國資產正經歷一場深刻的“去泡沫化”與“再透明化”，一個由主權信用背書的、更具預測性的金融底層正在形成。
在“十五五”的開局敘事中，新質生產力不僅是技術命題，更是生存命題。一個明確的轉型信號是：中國正在建立一套跨越外部依賴的產業安全底座。為了在日益破碎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對衝極端斷供風險，中國寧可接受更具挑戰性的增長曲線，也要確保在半導體、能源及核心技術領域的戰略自主。
對於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評估中國資產的邏輯需要從Beta增長（跟隨大勢的被動增長）轉向“韌性溢價”。那些嵌入國家安全體系、具備關鍵環節替代能力和標準定義能力的領域，將獲得長期的政策溢價。
在全球地緣政治進入“極震期”的當下，中國兩會釋放出的政策連續性具有極高的國際溢價。一邊是中東衝突引發的能源脈衝和全球能源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一邊是中國著眼於未來五年的按部就班。這種“外亂內穩”的格局，使得人民幣資產在滯脹陰影下展現出獨特的避險屬性。
中國不再僅僅是“世界工廠”，更成為了全球產業鏈中的“風險過濾器”。通過強化內需安全網和“投資於人”的分配改革，中國正在構建一個能夠抵禦外部衝擊的超大規模單一市場。這種戰略定力，是全球長線資本在動蕩時代尋找“錨點”時無法忽視的參考系。
中國“十五五”規劃並非一份封閉的宣言，而是一份在極端地緣環境中謀求長期生存與議價權的“戰略手册”。國際投資者應意識到，未來五年的中國，其價值不再僅體現在高增長數據，而體現在其作為全球產業鏈中“最大確定性節點”的系統價值。
2026年兩會不僅是中國政策的窗口，也是趨勢和信心的坐標。看懂了這份從“增長”向“韌性”回歸的圖景，就看懂了在動蕩時代，如何捕捉某些難得的、由主權信用護航的財富機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