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14日電／近日，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公布了《關東軍化學部身上申告書》（以下簡稱《身上申告書》）。這份總計148頁的檔案首次系統披露了侵華日軍第五一六部隊成員的身份履歷、人員調動和戰後去向，與既有部隊名簿、戰犯筆供等史料相互印證，進一步揭露日軍在海拉爾等地開展毒氣實驗的罪惡事實。
該檔案的價值遠不止於史料補充，更在於對日本侵華化學戰組織體系、人員體系和責任體系的系統性補證。它再次表明，侵華日軍化學戰并非個別軍人的臨時行為，也不是某一支部隊的孤立犯罪，而是日本軍國主義國家機器有組織、有計畫、有分工實施的反人類暴行。
從證明有罪到指認誰在犯罪
過去，關於日軍化學戰的研究和公衆認知，更多集中在毒氣彈使用、人員傷亡以及遺棄化學武器等方面。相比之下，具體有哪些人員參與，人員在不同部隊之間如何流動，技術、訓練和實驗如何協同，戰敗後相關人員又流向何處，長期存在不少空白。
這份檔案的核心價值，在於把原本分散的姓名、職務、時間和地點重新連接起來。它不僅提供了第五一六部隊成員的個人履歷，也反映出該部隊與第七三一部隊、第一〇〇部隊以及日軍化學戰訓練機構之間存在人員往來和技術聯系，如原隊員楠博曾作為侵華日軍第五一六部隊隊員前往一〇〇部隊教育部開展以“獸疫業務培訓”為名的細菌戰人員培訓。這說明，日本侵華生化戰背後存在一張覆蓋研究、訓練、實驗、生產和實戰使用的犯罪網絡。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檔案中關於川波護等人員前往海拉爾參加所謂“冬季實驗”的記錄，可以與戰犯供述中的毒氣實驗事實相互印證。看似簡單的調動履歷，背後卻是對中國軍民實施的人體傷害和毒氣殘害。日本軍方曾試圖用“實驗”“研究”“防疫”等技術性詞匯掩蓋罪行，但無論名稱如何包裝，都改變不了其以活人為對象、以戰爭為目的的反人類本質。
作為日本軍方的內部人事檔案，《身上申告書》并非戰後回憶，也不是受害國單方面整理的控訴材料。它與其他檔案相互印證，使第五一六部隊的組織輪廓更加清晰，也使日本方面所謂“證據不足”“事實不明”的辯解更加蒼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