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繁榮與困頓：英殖後期香港的雙重圖景” 作者：費嘉豪（香港），中國社會科學院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助理
【摘要】1990年代起，一批香港作家通過文學書寫建構“香港本土性”，他們描繪香港本土生活圖景，將其作為香港本土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作家黃碧雲與董啟章，都將1970年代及1980年代初視為最能體現香港獨特生活方式的時期，並以這一時期為其文學想象的藍本。在他們的敘事中，這一時期的香港生活呈現出自由、穩定與富足的特徵。這種對殖民生活的浪漫化想象隨後進入香港普通大眾的視野，導致許多香港人在回歸後懷念殖民時代。然而，香港勞工檔案資料及工人階級文學表明，作為當時香港人口主體的工人階級面對著截然不同的現實，長期處於沉重的生存壓力之下。通過考察香港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及其對自身處境的感知，本文認為黃碧雲與董啟章所建構的本土生活圖景並不能代表廣大公眾的生活經驗。本文試圖通過重現工人階級在港英統治下等級森嚴的社會中的經歷，揭示香港本土性敘事背後的殖民色彩與階級偏見。
一、引言
1982年開始的中英談判，引發了香港社會與思想層面的緊張。許多本土知識分子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想象成一個與英帝國類似的霸權力量。在他們看來，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意味著香港將由英國殖民統治轉入另一霸權的控制之下。他們擔憂，香港既有社會形態將在回歸後發生劇變，並最終被中國內地完全同化。1990年代，以黃碧雲與董啟章為代表的一批本地作家延續了這種想象，並在作品中建構“香港本土性”，以抵抗他們所認定的中國內地對香港的“同化”。所謂“香港本土性”，指的是對“何為香港”的想象。描繪香港本土生活圖景，是這些作家建構香港本土性的重要方式之一。在黃碧雲的短篇小說《盛世戀》（1991）、《失城》（1993）和董啟章的長篇小說《V城繁勝錄》（1998）中，兩位作家均以懷舊筆調呈現了以1970年代與1980年代初為背景的香港本土生活。他們所敘述的本土生活以繁盛為總體特徵，展現出一種理想的港英殖民社會面貌。
然而，香港勞工檔案材料與工人階級文學，呈現了一幅與之截然不同的港英生活圖景。這些材料表明，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香港工人階級承受著由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帶來的、嚴重的剝削與壓迫。它們從多個角度記錄了這一城市人口主體〔1〕的艱辛生活。遺憾的是，這類關於香港工人階級生活的敘述，尤其是工人階級文學，並未在香港社會引起廣泛迴響，反而逐漸被遺忘。
本文旨在通過揭示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香港工人階級的生活現實，挑戰黃碧雲與董啟章所想象的香港本土生活的普遍性。本文將以唯物史觀為理論視角，綜合運用社會歷史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將兩位作家所描繪的本土生活圖景置於對同期本土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的考察之中加以審視。文章首先將分析該圖景如何被建構並呈現何種特徵。隨後，文章將以港英政府年度報告、勞工條件報告、勞工法例等歷史文獻為基礎，對當時香港工人階級的生存處境展開全面的考察。最後，文章將通過香港工人階級文學作品，探索工人階級對自身處境的感受，並進一步說明此類文學逐漸被遺忘的原因。
二、文學想象中的繁盛城市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香港回歸問題逐漸成為香港最核心的社會政治議題，也構成當時香港文學的重要主題。在這一時期，本土作家普遍擔憂中國內地將抹平香港的獨特性。這種焦慮催生出大量“回歸文學”，其顯著特徵在於對香港未來的憂懼以及對香港過去的懷念。黃碧雲的《盛世戀》《失城》以及董啟章的《V城繁勝錄》，正是這一文學潮流的代表性文本。
黃碧雲與董啟章的作品都預設了其所熟悉的香港將在回歸後“走向衰敗”，兩位作家便轉而懷舊地描繪他們所相信曾經存在過的繁榮本土生活。在《盛世戀》與《失城》中，黃碧雲追憶了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的香港生活。前作主要講述了香港某大學年輕教授方國楚與其妻子趙眉之間的情感糾葛，以及方國楚在回歸已成定局後的日漸沉淪。通過方國楚這一人物，該作將“自由”塑造為1970年代香港生活的標誌性特徵。在這一時期，方國楚懷著強烈的政治熱情與民主理想，積極參與本地社會運動，包括保釣運動和中文運動。他的公民行動凸顯了當時香港公眾享有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以及向政府請願的權利。儘管此類行動偶爾會遭到殖民當局的鎮壓，但抗議者們至少不會面臨死亡的風險。
黃碧雲對1970年代香港的描繪在其後作中繼續展開。《失城》的敘事主要圍繞一對本地年輕夫婦陳路遠與趙眉，他們在中英談判展開後先後移民加拿大和美國，最終返回香港。在這部作品中，作者通過兩位人物的碎片化回憶，將“穩定”界定為1970年代香港的另一主要特徵。這對夫婦回憶道，在1970年代末，他們成功考入香港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後來，憑藉大學學位，他們分別獲得建築師和護士這兩份體面的工作。這些工作為他們提供了穩定的生活，至少使他們無須為生計憂心。閱讀娛樂雜誌、在咖啡館喝咖啡以及到電影院看電影，構成了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休閒部分。對他們來說不幸的是，這種安穩的生活很快就被中英談判打破：談判觸礁，港元急劇下瀉，市民紛紛搶購糧食。
在《V城繁勝錄》中，董啟章同樣將其對本土生活的想象錨定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小說藉助一群出生於“大回歸時期”（即回歸後的五十年）V城（即香港）的風物志修復工作者的視角，追溯V城殖民時期的風貌。小說設定，在大回歸時期，這座城市持續下沉，最終所有殖民時期的建築都沉入海中。這一關於V城五十年衰落期的設定，體現了作者對其所追憶之V城的具體時間定位。1984年，為回應廣大香港公眾要求維持香港現狀的呼聲，鄧小平承諾香港的社會制度、經濟政策、生活方式和法律在1997年後的五十年內保持不變。〔2〕這一承諾中所指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正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香港的制度安排與生活形態。〔3〕結合這一歷史背景，作者對V城在五十年後走向衰敗的設想表明，他所刻畫的回歸前的V城乃是以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的香港為原型的。
據董啟章的描述，回歸前的V城是一個富裕城市，此地居民享有相當優渥的物質生活。在小說“卷二”中，他首先將其稱為“酒樓之城”，列舉了近三十家著名酒樓及其豐富多樣的菜式。隨後，他又將其稱為“小食之城”，羅列了上百種小食，包括街頭小食、傳統糖果小食、涼茶什飲、快餐及茶餐小食、包裝小食。此後，他又將其稱為“店鋪之城”和“時裝之城”，列舉了上百種服裝品牌和款式。通過這種大規模的鋪陳與羅列，作者勾勒出一個充滿經濟活力與物質豐裕的城市形象。
除了物質層面的富裕，這座城市亦孕育了豐富多彩的文化景觀，因此董啟章還將其稱為“伎藝之城”。他列舉了眾多曾風靡一時的戲劇、電影、電視劇及表演者。在市民的集體記憶中，這些文化產品比殖民者的佔領、統治和撤退佔據著更為中心的位置。
在強調城市光鮮一面的同時，董啟章也克制地展露了其陰暗面。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對水坑口、石塘咀、油麻地、旺角和深水埗等地風月場所女性苦難的關注。遺憾的是，他對女性苦難的書寫僅停留於表層呈現，未能深入探究其背後的結構性成因。他將這一產業的存在簡單地歸咎於物質主義，並將其界定為一種普遍的城市現象。這種解釋最終成了對這座城市的隱性辯護。隨後，他甚至贊許在這座城市中性產業至少是被有序管理和規制的。
黃碧雲與董啟章之所以將1970年代以及1980年代初的香港視為“自由、穩定、富足”的社會，部分是由英殖政府的懷柔策略導致的。該策略意在通過增強中國內地對香港的經濟依賴、培養香港市民對殖民政府的的信任，從而增加英國在未來與北京中央政府就香港主權問題進行談判時的籌碼。〔4〕儘管這一策略背後有著明確的政治算計，但其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方面所產生的效果，仍使殖民當局贏得了不少市民的支持。許多人由此將這一時期視為香港穩定與繁榮的開端，甚至將其譽為“黃金歲月”。〔5〕
對於這兩位作家而言，這種認識部分也源於其父母所提供的中產階級生活條件，以及他們自身通過高等教育躋身新中產階級的經歷。由於出身於經濟狀況相對穩定的家庭，他們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度過了物質上較有保障的青年時期，因此對這一時期形成了良好的印象。更重要的是，正是在這一時期，他們實現了個人的“香港夢”，即憑藉個人努力和一定機遇實現了顯著的階層上升。在家庭經濟支持與個人學業努力的共同作用下，他們獲得了學士和碩士學位，進而躋身於主要由專業、管理和行政人員構成的新興中產階級。這種階級地位的延續乃至向上流動，進一步強化了他們對這一時代的積極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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