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特朗普第二任期涉台政策特徵與危機管理邏輯 作者：李帥武（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訪問學者；韋宗友（上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在國內政治壓力和地區霸權憂慮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涉台政策具有交易型理性、威脅型合作、施壓型管控、表演型表達等特點，既重視台灣地緣安全價值，又要求改造當前美台經貿關係，強調避免中美直接對抗，注重通過涉台政策回應國內政治訴求。基於此，特朗普在涉台危機管理上表現出“避免衝突爆發”和“製造可控危機”兩種相輔相成的邏輯，既通過強力管控涉台危機，來維持中美關係的穩定，又在可控範圍內主動製造危機，增進美國利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美國涉台危機管理更強調總統個人領導力，延續了拜登政府恢復和建立的部分“護欄”機制，重視中美之間的常態化危機管理，并利用國內政治力量來增加美國涉台危機的管控籌碼。在避免台海地區爆發衝突的前提下，特朗普政府在涉台危機管理上將呈現出一種“製造可控危機—戰略收益—再製造危機”的循環機制。
自20世紀50年代起，美國就將台灣納入所謂“第一島鏈”，加強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遏制。美蘇冷戰結束後，美國因要在亞洲維護單極霸權地位，繼續改造地區聯盟體系，涉台政策以防範中國崛起為主要目的。美國將台灣視為地緣政治戰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常根據自身戰略需要調整台灣的角色。同時，由於處於不對稱聯盟體系中的優勢地位，美國在美台關係中常通過“增加安全壓力”或“引發被拋棄焦慮”來迫使台灣改變對外行為，幫助美國實現地區利益。①隨著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不斷推進，有研究指出特朗普和拜登兩屆政府，雖都將台灣視為制衡中國大陸的重要工具，但特朗普更多采用突破性、交易性手段，而拜登政府則傾向於制度化、多邊化路徑，在政策工具、實施方式以及風險偏好上存在明顯差異。②特朗普在2025年再次入主白宮，并打造了忠誠其本人的外交團隊，其對台政策愈發服務於“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等議程。基於此，本文著重分析特朗普第二任期對台政策的特點，剖析其涉台危機管理的邏輯。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涉台政策的國內外環境
特朗普第二任期涉台政策，是在國內政治壓力加劇、對華戰略競爭升級以及美國對自身的霸權焦慮進一步上升的背景下產生的。
（一）“美國優先”議程中的國內政治壓力
2025年1月，特朗普再次執政時所面對的是一個更加撕裂的美國。政治層面，美國兩黨政治鬥爭不斷加劇，政治極化進一步升級，“否決政治”大行其道，兩黨的政治分歧愈發突出；經濟層面，美國傳統製造業萎縮，高通脹導致白人工人階級生活水平下降，經濟不平等現象突出，貧富分化愈發嚴重，經濟議題成為“美國優先”的核心關注點；社會層面，兩黨圍繞“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愈演愈烈，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社會張力持續上升。③
面對愈發撕裂的美國，特朗普踐行右翼民粹主義的政策主張，向政治對手“宣戰”。就職當天，特朗普就宣佈恢復“美國優先”政策，頒布一系列行政令，其中尤以反對非法移民、解決通貨膨脹、改革貿易體系為重，強調關稅是緩解美國財政壓力、吸引製造業回流、重振美國經濟的重要工具。2025年4月，特朗普又推出“對等關稅”政策，認為“幾十年來，美國一直遭到世界各國的搶劫、掠奪，無論遠近，無論是盟友還是敵人，都在掠奪美國”，④表達了其想要通過關稅政策來重塑以“美國利益”為中心的全球貿易體系、重建美國製造業體系、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緩解美國債務壓力、降低國內失業率，應對國內經濟、政治壓力的宏大願景。從國內政治的角度看，通過關稅轉移國內矛盾、緩解財政壓力、獲得政治影響力，是特朗普理解包括對台政策在內的所有對外政策的重要參考。
（二）“戰略競爭”框架下的霸權地位憂慮
“美國優先”并不意味著美國要放棄在東亞乃至全球的領導地位。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美國對中國崛起、失去地區霸權地位的擔憂愈發明顯。當前，美國戰略界在對華戰略認知上已完成了由“接觸共識”到“競爭共識”的重大轉變，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開始將中國視為美國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拜登政府則繼續強化對華戰略競爭的共識。
與拜登政府打造地區“民主價值觀同盟”來護持美國霸權不同，特朗普認為美國承擔的國際責任過多、維持霸權的成本過高。在特朗普的邏輯中，美國霸權的衰落主要是因為美國國內實力的衰落，認為美國過去在國際事務上投入了過多的資源和精力。因此，迫使同盟和夥伴國家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不僅可以繼續維護以美國為中心的地區秩序、維護美國霸權，還能幫助美國集中精力解決國內問題，促進美國實力的發展。可以說，特朗普堅定認為美國實力是護持美國霸權的基石，而緩解霸權憂慮的核心之一就是在國際上推進“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外交議程，這也意味著美國的一切外交政策都必須服務於美國實力的提升，并要有選擇地利用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來左右全球局勢，將美國霸權武器化，達到護持霸權的目的。
二、特朗普第二任期涉台政策特點
特朗普第一任期前期延續對台“戰略模糊”政策，通過對台軍事和安全合作，試圖以加強威懾強度來維持台海地區介入與影響，後期出現“戰略清晰”跡象，一度試圖突破對台“官方”交往的既有框限。從現階段表現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繼承了其第一任期涉台政策的部分特點，并基於台灣在地區安全秩序中的地緣政治價值及其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中的經濟價值，結合美國自身戰略訴求和國內政治考量，重新調整了涉台政策。
（一）交易型理性：重視台灣地緣安全價值
交易型理性是理解特朗普涉台地緣安全價值的關鍵。從執政表現看，交易是特朗普最鮮明的外交模式，體現了其爭取美國利益的“理性”選擇。特朗普將國家間的經濟、安全利益視為可以談判和交換的對象，漠視國際社會中的制度規則、道義價值，強調即時性和可衡量性交易的重要性，關注短期和可見利益，如關稅、補貼、施壓、互惠協定等，不重視長期的政治承諾、信譽成本以及制度安排。
在特朗普政府的認知中，一方面，台灣的地緣安全價值內嵌於美國對華戰略框架，是遏制中國軍事影響力的必要一環，也是可供談判交易的政治籌碼，更是獲取對華談判優勢、爭取談判結果的交易資產。在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特朗普政府表示台灣提供了直通“第二島鏈”的入口，并將東北亞與東南亞分割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戰區，⑤強調了台灣對美國的地緣政治價值。另一方面，特朗普在認知台灣地緣安全價值時強調以“美國優先”進行理性選擇。與拜登政府強調價值觀不同，特朗普更重視涉台軍事問題，強調將對台軍援作為施壓籌碼，加大對台軍售，并要求台灣將防務開支占比提升至台灣GDP的5%至10%，減輕美國“防禦台灣”的軍事責任。特朗普將安全承諾同盟友和夥伴國家的責任分擔掛鈎，要求盟伴國家介入台海地區，如督促北約、日本、韓國、菲律賓等盟友在安全政策層面加強同台灣的軍事合作，⑥企圖達到既減少防禦台灣的成本，又向盟伴國家兜售軍火，還能提升對中國大陸軍事威懾等諸多目的，在地緣安全領域展現出鮮明的“交易型理性”特點。
（二）威脅型合作：改造當前美台經貿關係
除地緣安全價值外，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還認識到台灣在全球半導體製造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現實，認為必須以“美國優先”改造美台經貿關係。一方面，特朗普認為台灣長期在美台貿易中獲利，必須處理美台之間的貿易逆差問題。例如，特朗普上臺前後多次點名台灣“偷走了美國芯片生意”，明示台灣必須“買得更多”。⑦平衡美台貿易關係，減少美台貿易逆差，可以說是特朗普對台政策認知的一個新特點。
另一方面，特朗普脅迫台灣企業赴美投資，直接要求台積電加大赴美投資力度，加快美國本土半導體製造業的建設。特朗普多次抨擊“台灣公司搶走美國半導體生意及利潤”，要求台積電加大對美投資。2025年3月3日，台積電宣布要在美國新增投資1000億美元，可以說是特朗普施壓的重要成果。除特朗普外，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在2025年9月末表示：“如果美國能掌握台灣芯片產能的50%，就能確保我們在必要時有能力做該做的事”，聲稱：“華盛頓已與台灣就半導體製造的‘五五開方案’展開討論，此舉將大幅降低美國對台灣的依賴”，強調：“我的目標，也是本屆政府的目標，是大幅推動芯片製造回流本土——我們必須自己生產芯片。我向[台灣]提出的構想是：讓我們實現50-50的格局——我們生產一半，你們生產一半。”⑧特朗普第二任期在涉台認知上更加重視所謂的“貿易平等”問題，并未因台灣所謂的“特殊地位”而采取“差別對待”，不僅繼續要求台積電配合美國的對華半導體管制政策，還強調美國要降低對台灣的半導體製造的依賴，有意“經濟榨台”，掏空台灣半導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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