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美國軍事AI複合體的形成、制度化、實戰化與風險” 作者：李其澤（台灣），台灣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摘要】近年來，美國前沿人工智能公司與五角大廈之間的合作，已由單點式試驗演變為涵蓋模型開發、情報融合、作戰規劃、機密雲端部署與武器平臺整合的制度性結盟。本文以 OpenAI、Anthropic、Google、xAI、Palantir、Anduril、Reflection AI，以及Microsoft、AWS、Oracle、NVIDIA、SpaceX等企業與美軍的公開合作為核心案例，並以“梅文計畫”的制度化、美國防部（戰爭部）“首席數字和人工智能辦公室”（CDAO）前沿AI合同、Anthropic對峙、2026年“史詩之怒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以及5月1日美國戰爭部與8家公司簽署的“機密網絡AI協議”為主要分析節點，提出“軍事AI複合體”（Military-AI Complex）作為分析框架。本文主張，美國軍事AI化已出現五項關鍵轉變：第一，AI已由後端輔助進入作戰規劃與目標決策鏈；第二，硅谷主流公司的倫理阻力明顯翻轉；第三，軍事競爭轉向模型、軟件、雲端與實戰數據的綜合競爭；第四，“治理合約化”（governance by contract）成為軍事AI監管的事實基礎；第五，5月1日協議標誌複合體由“重點平臺模式”躍升為“全產業全堆疊整合模式”。
一、前言：從倫理拒絕到制度範式
過去十年，美國軍事AI化的核心問題，已從“AI 是否應進入軍事領域”，轉向“AI以何種層級、何種制度形式、何種責任配置進入軍事體系”。2018年，Google因員工抗議而退出“梅文計畫”（Project Maven），曾被視為科技業對軍事項目設置倫理界線的標誌性事件。然而，到了2025至2026年間，這一敘事已被一系列事件改寫。
第一個轉折，是 Google 的政策逆轉。2025年2月4日，Google 更新AI原則，刪除2018年明文承諾的“不用於武器或造成傷害的技術”以及“不用於違反國際規範之監視”相關文字，並以全球AI領導權競爭與“民主國家應掌握AI優勢”為理由重新界定自身角色。這不衹是企業倫理文件的修訂，而是硅谷主流公司重新接受國防市場的象徵。①
第二個轉折，是前沿模型公司的全面進場。2025年6月16日，美國戰爭部下屬的“首席數字和人工智能辦公室”（CDAO）先向OpenAI授予一年期、上限兩億美元的前沿AI原型合同；同年7月14日，CDAO再宣布與Anthropic、Google、xAI等三家公司建立前沿AI合作，每家公司合同上限為二億美元。官方說法明確指出，這些合同旨在發展“代理人AI工作流程”（agentic AI workflows），並協助國防部門處理國家安全任務。②
第三個轉折，是Anthropic與國防體系的合同衝突。Anthropic原已通過Palantir與AWS將Claude系列模型導入美國政府情報與防務操作環境，並成為美國國防AI生態的一部分；但其對大規模國內監控與完全自主致命武器所設定的安全紅線，與政府要求承包商接受“所有合法用途”或類似合同標準發生張力。2026年2月，美國戰爭部部長赫格塞斯（Hegseth）公開將Anthropic標示為“供應鏈風險”；3月初該認定正式生效，Anthropic隨即提起訴訟，並在3月26日獲得加州聯邦地區法院 Rita Lin 法官頒發初步禁令。相關爭議引發第一修正案、行政程序、供應鏈安全與戰時行政裁量之間的憲制爭議。③
第四個轉折，是2026年5月1日的“機密網絡AI協議”。戰爭部宣布與 SpaceX、OpenAI、Google、NVIDIA、Reflection AI、Microsoft、AWS、Oracle 等8家前沿AI與雲端基礎設施公司簽署協議，將其能力部署於 IL6 與 IL7 機密網絡環境，並公開將此舉定位為把美軍轉型為“AI 主導戰鬥力量”（AI-first fighting force）的制度動作。值得注意的是，Anthropic 並未被列入名單。④
這四個事件共同說明，美國軍事AI化已不再是個別採購項目，也不衹是某項技術是否可用於戰場的倫理爭論，而是一個由前沿模型公司、國防軟件商、雲端基礎設施供應商、芯片與發射服務供應商、武器平臺整合商共同構成的制度性生態系統。本文稱之為“軍事AI複合體”。
本文聚焦五個問題：第一，美國軍事AI合作是否已由單一項目採購演變為制度化複合體？第二，AI在美軍體系中的角色是否已由情報輔助擴張至作戰規劃、指揮決策與武器平臺整合？第三，模型公司自身設定的倫理紅線，在“治理合約化”架構下是否仍具實質約束力？第四，Anthropic與美國防體系的對峙與司法分歧揭示了何種憲制風險？第五，5月1日協議是否標誌該複合體完成從“重點平臺模式”到“全產業全堆疊整合模式”的範式躍升？
二、研究方法與分析框架
本文採取質性政策分析與案例歸納方法，主要依據公開可查的政府文件、企業公告、法院文件、主流媒體報導、智庫研究與政策評論。研究策略不是全量名錄統計，而是通過代表性主線還原制度演變：Project Maven 代表軍事AI的初始制度化；CDAO前沿AI合同代表模型公司全面進場；“雷霆熔爐”項目（Thunderforge）與 Anduril公司參與美國國防建設代表AI向作戰規劃與武器平臺延伸；聯合作戰雲端能力（JWCC）與分類雲端代表基礎設施底座；Anthropic 對峙代表治理合約化與企業倫理邊界的衝突；“史詩之怒行動”代表AI驅動戰爭的實戰驗證；5月1日協議則代表該複合體的全產業範式化。
理論上，本文從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於1961年1月17日告別演說中提出的“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⑤出發，指出傳統軍工複合體的核心行為者是傳統防務承包商，核心產品是物理武器平臺；而軍事AI複合體的核心行為者，則擴展為前沿模型公司、國防軟件平臺商、分類雲端供應商、芯片供應商、通訊與發射服務商以及武器平臺整合商。其核心資源不再衹是鋼鐵、導彈、戰機與造艦能力，而是數據、模型、算力、雲端部署環境、戰場回饋與軟件更新能力。
此一新型複合體具有四個特徵。第一，以數據與模型能力為核心競爭資源，而非單一硬件平臺。第二，依賴分類雲端與安全部署基礎設施，使AI能在IL6、IL7等敏感軍網環境中運行。第三，其功能由後勤與行政輔助逐步嵌入感知、分析、規劃、指揮與武器效能鏈。第四，其治理主要通過合同條款、採購標準與分類部署協議完成，而非通過國會立法與公開行政規則建立。
本文稱此為“治理合約化”。它的核心問題在於：軍事AI的使用邊界並非由公開法律程序明確界定，而是由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雙邊合同、分類採購條款與安全部署協議共同塑造。此種治理模式具有速度快、彈性高、保密性強的優點，卻也帶來民主問責不足、規範外溢有限、責任邊界模糊與跨屆穩定性不足等問題。
三、Project Maven：從影像標記到作戰項目
Project Maven 是美國軍事AI化的起點。2017年4月26日，國防部副部長 Robert O. Work 簽署備忘錄，成立“算法戰跨職能團隊”（Algorithmic Warfare Cross-Functional Team），初始任務是利用機器學習自動標記無人機監視影像中的物體。2018年，Google因參與Maven項目相關雲端與影像分析項目而遭員工抗議，最終宣布不再續約，並由執行長皮查伊（Sundar Pichai）發布Google AI原則。當時，外界普遍將此理解為硅谷科技倫理對軍事化應用的勝利。⑥
然而，Maven 項目並未因 Google 退出而終止，反而在 Palantir 承接後加速制度化。Palantir 將其重構為“梅文智能系統”（Maven Smart System, MSS），整合衛星、無人機、雷達、訊號情報、人力情報與開源數據，並通過數據融合、目標分類、優先級排序與武器配對，成為一套接近完整作戰鏈的AI輔助系統。其介面採用看板式流程，使目標如同軟件開發中的任務卡片，從識別、分類、優先級評估、武器配對到指揮官審核逐步推進。
採購規模的增長亦顯示Maven已由實驗走向常態。2024年5月，Palantir取得4.8億美元Maven相關合同；2025年5月，國防部將Maven Smart System合同上限提升至約13億美元；同年7月31日，美國陸軍又將約75項 Palantir 合同整合為十年期、上限百億美元級的企業協議。這意味著AI軟件不再是周邊輔助工具，而是國防採購結構中的核心基礎設施。⑦
Maven 的制度地位在2025至2026年間進一步提升。其部署不再限於單一指揮部或單一任務場景，而是逐漸進入跨軍種、跨指揮部與盟國協作環境。2025年3月25日，北約通信與信息局與Palantir簽署Maven Smart System NATO採購協議，顯示Maven類系統已開始外溢至盟國作戰體系。這一發展說明，一旦AI與採購基礎設施接合，軍事AI化就會從倫理辯論轉為預算、合同、部署與使用者規模的行政現實。
換言之，Project Maven 的真正意義，不在於它是否直接控制武器，而在於它建立了一套軍事AI化的制度模板：以商業AI能力為起點，以國防軟件平臺為中介，以分類雲端為部署環境，以作戰指揮流程為最終整合對象。這一模板後來被 Thunderforge、GenAI.mil、CDAO前沿AI合同與5月1日協議進一步放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