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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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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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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龜山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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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龜山集。 |
中評社三明8月20日電（評論員 楊流昌）今天，我們來一同回望一位九百多年前的中國知識份子。他一生從未踏足台灣那片土地，但他的思想卻像一條看不見的精神暗河，穿越時空，深深滲入祖國寶島台灣的文化土壤。他，就是北宋理學家楊時，號龜山，被後世尊為“閩學鼻祖”“道南第一人”。
當我們談論楊時思想在台灣的傳播與發展，其實是在觸碰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一種思想並非由某一位傳道者直接帶入，而是借助整個閩學體系、書院教育、宗族遷徙，以及兩岸學人代代相傳的共同記憶，層層浸潤、綿綿不絕地進入台灣社會。這個過程歷經數百年，至今仍在延續，並且在今天福建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時代語境中，煥發出全新的現實意義。現在，就讓我們沿著這條精神脈絡，從頭說起。
一、起點：楊時與“道南”的精神遺產
要理解楊時思想如何影響台灣，我們必須回到那個著名的瞬間。
北宋元豐八年，西元1085年，理學奠基人之一程顥目送弟子楊時南歸，留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吾道南矣”——我的道，將向南而行。這句話原本只是師長對弟子的臨別囑託，卻在歷史的演進中，成為一種文化預言。
楊時沒有辜負老師的期望。他先師從程顥，程顥去世後，又以“程門立雪”的至誠之心，拜於其弟程頤門下，將二程“洛學”真傳帶回東南。此後，楊時傳羅從彥，羅從彥傳李侗，李侗傳朱熹——一條清晰的學脈就此成型，史稱“道南一脈”。
在求道工夫上，楊時綜合程頤“格物”說與程顥“反身”說，以“體驗未發”的內向體認作為工夫要訣；他強調“知止而至”，在“知”的基礎上必須付諸“行”，注重“執中”的“精一”之功。這一學派的核心命題“理一分殊”，既回應了佛道空無思想對儒家倫理的衝擊，又為朱熹“格物致知”的展開埋下伏筆。
這裡有一個細節耐人尋味：楊時與朱熹從未謀面。朱熹出生時，楊時已離世五年。但朱熹的父親朱鬆，師從楊時的弟子羅從彥；朱鬆臨終前，又將少年朱熹託付給楊時的門人“武夷三先生”。朱熹後來為楊時畫像題贊：“孔顏道脈，程子箴規，先生之德，百世所師”，並自稱“門下生朱熹”。
正是這條“道南”脈絡，構成了後世“閩學”向台灣傳播的學術源頭。
二、渡海：“閩學”到台灣的歷史路徑
“閩學”何時、以何種方式進入台灣？這是一個需要審慎回答的問題。
準確的表述是：楊時思想並非作為一個獨立學派直接輸入台灣，而是作為“閩學—朱子學”體系的一部分，伴隨著福建移民、書院制度和宗族遷徙，在明清時期逐步紮根。
明清之際，隨著福建書院制度成熟，儒家官員和讀書人東渡台灣，以朱子理學為核心的書院教育在台灣發展起來。台灣學者陳昭瑛曾精闢指出：“就明、清兩代而言，台灣儒學由於發展時間短淺，又未能超越閩學的籠罩，並未形成具有原創性的學派，因此所謂‘台灣儒學’只能說是閩學在台的一個支脈。”這一判斷，揭示了“閩學”在台灣傳播的基本史實。
這裡有一條清晰的邏輯鏈：朱子學在台灣的傳播，本質上是“閩學”體系的延伸；而“閩學”的源頭，正是楊時從北方帶回的那一線“洛學”真傳。所以，台灣書院所講授的“朱子”，骨子里帶著楊時的印記。
三、象徵的轉移：從“道南”到“道東”
台灣書院史上有一個極為動人的細節，它把楊時精神與台灣土地直接連接了起來。清代台灣數十座書院中，有兩座的命名與楊時直接相關。
一是宜蘭仰山書院，建於嘉慶十七年，西元1812年，由“開蘭名宦”楊廷理創建。楊廷理因仰慕楊時（號龜山），又見宜蘭外海有龜山島矗立，遂以“仰山”命名書院。書院落成時，他賦詩寫道：
龜山海上望巍然，追溯高風仰宋賢；
行媲四知敦矩範，道延一線合真傳。
文章運會關今古，理學淵源孰後先？
留語諸生勤努力，堂前定可兆三鱣。
這首詩將楊時、龜山島、理學道統、宜蘭文教四者融為一體，堪稱楊時精神在台灣的“立碑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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