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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1：三個版本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對威脅來源的評估與應對方略對比 |
中評社╱題：特朗普新國家安全戰略的對華認知與政策實質 作者：王鵬（武漢），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華中科技、大學分中心研究員；覃願願（武漢），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通訊作者
【摘要】特朗普第二任期出臺的2025年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華語氣看似有所緩和，但全文在西半球、科技、業等核心領域雖不點名中國，具體描述處處直指所謂“複雜的敵人”“非西半球競者”等，其實質是將中國作“匿名的敵人”來應對。報告文本以西半球優先和部整肅核心，推動美國戰略從全球擴張向本土夯實轉型，將經濟安全、科技競與關鍵資源-供應鏈控制提升至國家安全高度。其對華戰略呈現出“務實遏制”的新特徵，即從正面全面對抗轉向側翼包抄、體系切割與盟友勒索，旨在以最小成本對中國進行長期消耗。對此，中國需保持戰略定力，堅持自主發展，深化國際合作，以應對美國這一更具隱蔽性與系統性的遏制戰略。
當地時間2025年12月4日，美國特朗普總統公佈其第二任期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SS，下文簡稱《報告》）。①這份僅33頁的文件甫一問世，便在全球戰略界、輿論界引發關注。其顛覆性在於，它不僅以“美國優先”為核心信條，更以“西半球優先”為實踐主軸，對美國延續數十年的全球戰略進行了根本性修正。2025年版的《報告》既不同於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年版《報告》將中、俄明確定性為“修正主義大國”與“戰略競爭者”，②也不同於拜登政府2022年版《報告》所強調的“決定性的十年”與“民主與威權”的體系性對抗，③2025年版《報告》在涉華表述上似乎出現了微妙變化。它罕有地將中美關係描述為“近乎對等的關係”，並將對華政策的首要目標指向“以互惠平等為原則，重振美國經濟自主地位”。以上種種使不少研究者誤以為“特朗普對華認知變好了”“美國對中國認.了”，甚至隨著特朗普的節拍唱起“G2之歌”。
然而，表面的“緩和”與“務實”（pragmatic）之下，暗流洶湧。④這份報告一個不容忽視的文本特徵是，“敵對（的）”（adversary/adversaries/adversarial）一詞高頻出現了11次；此外“競爭（者）”（competitor/competition）亦出現20餘次。它們如幽靈般貫穿於《報告》闡述的經濟安全、區域主導、軍事威懾等核心議題之中，精準描摹了美國眼中那個無處不在、必須加以防範和擊敗的“他者”形象。儘管《報告》在直接點名中國的段落中用語較為克制、“緩和”，但在其他段落以極具威脅性的語言描述特定國家“試圖控制關鍵供應鏈”、“謀求區域主導地位”、“在關鍵技術上構成挑戰”的“非西半球競爭者”或“複雜敵人”等等，其戰略投射與現實參照不言自明。換言之，在這份看似言辭和緩的《報告》中，中國乃是一位“匿名的敵人”（anonymous adversary）。
因此，對《報告》中“敵對”與“競爭”話語的深度解碼，是洞察其對華真實認知、潛在態度及後續政策走向的“題眼”。這標誌著美國對華戰略競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全面圍堵的“陣地戰”，轉向核心區固守、遠程制衡與不對稱打擊相結合的“混合戰”。
一、《報告》對華新認知：不“指名道姓”但“精準畫像”
當前中國輿論界、政策界有一種流行的論調，認為2025年版《報告》沒有如2017年版那般將中國明確冠以“修正主義大國”或“戰略競爭者”的頭銜，便意味著特朗普政府在對華認知上“認.”或“緩和”。這種觀點完全誤讀了文本的深層邏輯，犯了“以名害實”的錯誤。恰恰相反，2025年版《報告》通過一套更為複雜、靈活且務實的“術語工具箱”，構建了一種概念模糊化與目標清晰化並行的二元敘事，其對華威脅的研判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更深入骨髓，手段設計也更具系統性和隱蔽性。其字面上的“語氣緩和”絕非戰略認知的根本性修正，而是在此前為期七個月的對華“第二次關稅戰”等直接對抗遭受挫敗後，被迫進行的戰術回調與攻擊軸線的轉移，然而其戰略遏制本質卻一以貫之，甚至更為深遠。⑤
2025年版《報告》一共出現“中國（China）”21次、“中國的（Chinese）”3次、“台灣（Taiwan）”8次，以及“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2次。明確圍繞“中國”的論述雖然都集中於《報告》第四章“戰略（Strategy）”中第三節“地區（Regions）”中的第二項“B. Asia”，但縱覽全文，在其他諸如“西半球”（Western Hemisphere）、“經濟安全”（Economic Security）等處，都反復針對所謂“佔據主導地位的對手”（dominant adversaries）、“其他國家”（domination of others）進行不點名的批評和警示，從而勾勒出一個無比清晰、且唯一能對號入座的“頭號目標”形象。這本質上是一種更高級的“汙名化”策略，它將矛頭從國家實體轉向其行為模式與戰略效應，既避免了外交上的直接衝撞，又為採取任何形式的遏制行動提供了看似“對事不對人”的彈性藉口。
（一）“非西半球競爭者”與“敵對外部影響”
《報告》在闡述“特朗普推論”時，核心目標是“拒絕非西半球競爭者在本半球部署力量或擁有戰略資產的能力”。放眼全球，有能力且有意願在西半球進行戰略性投資、基建和軍事合作，並能被美國視為“威脅”的，除了中國，別無二選。《報告》要求盟國在接受援助時，必須以“終止敵對外部影響”為前提，這實質上是將與中國進行正常經貿往來的拉美國家置於“選邊站”的境地，構建了一道針對中國的意識形態與地緣隔離牆。這種“區域排他性”條款，比泛泛的“戰略競爭”指控更具操作性和壓迫感。⑥
（二）“掠奪性經濟行為”與“複雜敵人”
在經濟安全部分，《報告》羅列的罪狀幾乎是為中國“量身定制”：“國家主導的補貼和產業戰略”“大規模知識產權盜竊和工業間諜”“威脅我們關鍵礦產供應鏈”“芬太尼前體出口”以及“宣傳和影響行動”。它宣稱要確保美國“不再依賴任何現存或潛在的對手獲取關鍵產品”。在軍事部分，《報告》強調必須為“與一個複雜敵人（a sophisticated enemy）的衝突”做好準備。⑦這些描述，已遠遠超越了普通“競爭者”的範疇，而是將一個在經貿、科技、安全、社會治理各領域都被描繪成“不守規則、構成系統性威脅”的“敵手”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其潛臺詞是：中國不僅是經濟上的競爭者，更是制度、模式與生存意義上的挑戰者。
（三）“近乎對等的關係”所隱含的焦慮與受挫感
《報告》罕見地承認美中是“近乎對等的關係”（one between near-peers）。這絕非恭維中國，而是美國戰略界最深刻的焦慮來源，也暗含了其在正面交鋒中未能如願以償的挫敗。承認“對等”，意味著美國徹底放棄了通過單邊施壓迅速改變中國行為或削弱中國地位的幻想，正式接受了雙方將進行一場決定未來國際體系主導權的、代價高昂的“持久戰略博弈”的現實。《報告》本身也間接證實了這一點：它指出，中國通過強化對全球中低收入國家供應鏈的控制、以及通過墨西哥等第三國間接對美出口，成功適應並部分化解了始於2017年的美國關稅壓力。這種認知，比簡單地貼上“戰略競爭者”標簽更為沉重和嚴肅，因為它承認了簡單粗暴的“關稅閃電戰”已然失效，必須尋求更複雜、更長期的綜合遏制方案。
二、《報告》對華新認知的產生原因
2025年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所展現的對華認知，相較於此前2017和2022年版的國安報告，展現出某種從“指名道姓”到“匿名敵人”的顯著轉變。這一轉變並非美國戰略善意的釋放或根本立場的軟化，而是其在對華戰略實踐中遭遇挫折、國內政治議程緊迫、以及全球戰略資源被迫重估後，多重壓力交織下的一次被動調整與戰術進化。其實質是一種更為務實、也更具隱蔽性的競爭策略；其核心驅動力可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對華打壓再度失利：從“關稅閃電戰”到“持久消耗戰”的現實倒逼
新版《報告》對華認知調整最直接、最現實的動因，源於特朗普第二任期初對華極限施壓策略的再度受挫。以2025年4月開啟、為期七個月的第二輪對華關稅戰為代表，特朗普政府意圖複製其第一任期手法，通過高烈度經濟對抗迅速壓垮或迫使中國做出根本性讓步。然而，此次行動並未達到預期效果，反而清晰地暴露了單邊霸淩工具的局限性與反噬風險。
此次失利迫使美國戰略界達成了一項基本共識：面對一個經濟體量龐大、產業體系完備、戰略韌性不斷增強的中國，試圖通過“關稅閃電戰”速勝的幻想已然破滅。《報告》罕見地承認中國通過“加強對全球中低收入國家供應鏈的控制”以及通過第三國轉口等方式，成功適應並部分化解了始於2017年的關稅壓力。這實質上是一次對既定政策失敗的戰略級復盤。正因在正面、直接的“陣地戰”中代價高昂且收效不彰，迫使美國決策層必須調整策略。新版《報告》中“近乎對等的關係”這一表述，正是這種挫敗感與清醒認知的集中體現。它標誌著美國不得不正視中國作為同等量級博弈對手的現實，從而將戰略重心從追求短期“壓倒性勝利”，轉向謀劃一場旨在最大化自身優勢、最小化自身成本、同時最大化中國發展成本的“持久消耗戰”。
（二）國內政治鬥爭需求：“美國優先”的內顧轉向與選舉政治的驅動
美國對華戰略的調整，始終深度嵌套於其國內政治議程之中。2025年版《報告》將“西半球優先”和“內部鞏固”置於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美國優先”理念在內政外交上的極致體現，其背後是尖銳的國內政治矛盾與選舉政治的剛性驅動。
首先，《報告》將大規模移民、邊境安全、產業空心化、傳統價值觀重塑等國內議題徹底“安全化”，並置於威脅排序的頂端，這直接回應了特朗普核心選民群體的焦慮。在經歷全球反恐戰爭和過度海外干預引發的普遍疲憊後，相當一部分美國選民認為，海外投入擠佔了解決國內問題的資源。將中國隱晦地塑造為導致產業流失、供應鏈依賴的“外部威脅”，同時高調宣揚“再工業化”和“經濟安全”，既能凝聚國內政治共識，也能將國內經濟社會矛盾部分導向外部。
其次，這種內顧轉向導致了戰略資源的重新配置。《報告》計畫將軍事資源大幅向美洲集結，同時在印太地區維持“高強度、低衝突”的格局，要求盟友承擔更多一線防務成本。這反映出一種冷酷的“生意人”邏輯：在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必須集中力量經營“家門口”即西半球的絕對控制，而對於遙遠的印太地區，則盡可能以“交易性”方式讓盟友承擔遏制中國的主責和成本。
因此，對華認知的“匿名化”處理，也與這一國內政治議程相符。一方面，避免過度刺激中國引發不可控的劇烈對抗，符合其集中資源處理國內優先事項的需要；另一方面，模糊的指控為與中方在非敏感領域維持必要貿易往來、服務國內經濟需求預留了空間。
［表格1：三個版本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對威脅來源的評估與應對方略對比］
（三）總體威脅排序調整：霸權信心衰減下的戰略收縮與重心再平衡
2025年版《報告》最顛覆性的變化在於對美國國家安全威脅圖譜的全盤重構，這構成了對華新認知的全域性背景。美國戰略界基於對自身實力限度和國際格局變化的評估，進行了一場從“全球擴張主義”到“本土堡壘主義”的深刻轉型。
《報告》開宗明義地指出，冷戰後美國追求的永久主導世界的目標“從根本上來說不可取且不可能實現”。這一論斷堪稱美國霸權信心衰減的公開宣示。基於此，《報告》進行了明確的戰略收縮：將壓倒一切的優先事項賦予西半球，提出針對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嚴防“非西半球競爭者”在該地區獲取影響力。同時，傳統的地緣政治挑戰被重新排序：歐洲雖重要但被嚴厲苛責；中東的戰略優先級被降級，以避免新的“永久戰爭”。
在這一全新的威脅排序框架下，中國在美國戰略棋盤上的角色發生了語境轉換。中國不再被單純視為一個需要全球圍堵的“軍事-意識形態挑戰”，而是被更精確地定位為關乎美國霸權存續根基的西半球及國內產業等“核心區”構成“經濟與系統性挑戰”。換言之，中國的“威脅”在美國最新認知中，已從“全球影響力爭奪”更多地向“核心利益區侵蝕”偏移。《報告》雖在直接點名中國的章節用語相對克制，但在論述“經濟安全”“供應鏈韌性”“技術霸權”和“西半球排他性”時，卻通過大量高度具象化的行為描述，如“國家主導的補貼”“控制關鍵礦產供應鏈”“複雜敵人”等，勾勒出一個在經貿、科技、地緣等多維度挑戰美國核心利益的“精準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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