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特朗普政府新國家安全戰略中的涉華內容：變化、特點與影響” 作者：孫冰岩（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講師＼博士
【摘要】在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特朗普政府基於“美國優先”理念大幅調整對華戰略與政策表述。新國家安全戰略對中美關係進行重新定位，刪除對華戰略競爭表述，壓縮涉華對抗性議題範圍，聚焦少數關鍵議題與中國的對抗深度，體現出特朗普本人商人交易思維與共和黨建制派傳統反華議程的高度融合。新國家安全戰略對中美關係未來發展產生兼具機遇與風險的“雙刃劍”式影響。若特朗普政府更重視新戰略中的商人交易思維傾向，美國聚焦少數關鍵議題與中國升級對抗極有可能為中美關係實現穩定可控提供機遇。若特朗普政府更重視在少數議題領域升級與中國的對抗，中美關係極可能因兩國在少數議題領域的摩擦升級而出現動盪局面。
2025年12月5日，特朗普發佈其第二任期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下統稱“新安全戰略”）。在新安全戰略中，特朗普明確擯棄自由國際主義戰略思維，對歷屆政府堅持並傳承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與實現路徑進行大幅修正。與此同時，冷戰後歷屆美國政府堅持並傳承的對華戰略定位、戰略目標與實現路徑也被大幅修正。美國不再基於自由國際主義霸權思維定位中美關係，而是以更直接的國家利益關聯性調整中美關係議題排序，以更狹隘但更聚焦的方式重組與中國的對抗。重新定位中美關係並深化美國在少數關鍵議題領域與中國的對抗，是特朗普政府新國家安全戰略調整涉華政策表述的主要原因。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基本完成對國家安全團隊“美國優先”理念貫徹下的政治改造後，新安全戰略中涉及中國的顛覆性內容極有可能在特朗普剩餘任期內得到高度執行，其對中美關係未來走向的影響將取決於特朗普如何執行新戰略中的兩種對華戰略思維傾向。若特朗普更重視新戰略中的商人交易思維傾向，中美關係極可能在特朗普剩餘任期內實現穩定可控狀態；若特朗普更重視新戰略中的聚焦對抗深度傾向，中美關係的穩定可控狀態極可能因中美在少數關鍵議題領域升級對抗而不斷遭到破壞。
一、新安全戰略涉華內容變化的兩大關鍵原因
與特朗普上一任期參與國家安全戰略設計與起草的團隊相比，參與新安全戰略設計與起草的團隊在戰略理念層面出現根本轉變，這導致新安全戰略重新評估美國對華戰略與美國國家利益的關聯性，進而在新安全戰略中拋棄“戰略競爭”說辭並重新定位中美關係；與特朗普上一任期起草國家安全戰略時所處的中美關係負面發展形勢相比，新國家安全戰略文本中的涉華內容表述明顯受到當前中美關係正面發展形勢的影響。
（一）貫徹新國家安全理念的設計與起草團隊
在起草新國家安全戰略時，特朗普啟用擯棄自由國際主義理念、相信“美國優先”理念的新國家安全團隊，這導致新國家安全戰略在定位美國全球戰略與中美關係方面出現顛覆性變革。在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的設計和起草階段，特朗普尚未基於其“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理念對國家安全團隊進行人員與組織方面的改革，其時領導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設計與起草的官員大部分屬堅信自由國際主義傳統並抵制“美國優先”的共和黨建制派。其中，暗中抵制“美國優先”理念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與國防部長馬蒂斯共同領導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的結構設計，來自傳統基金會的共和黨外交建制派納迪亞·沙德洛（Nadia Schadlow）則負責統籌文本的具體撰寫。①在暗中抵制“美國優先”理念的共和黨建制派主導下，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更多體現出共和黨建制派的自由國際主義戰略構想，而非特朗普“美國優先”理念指導下的美國對外戰略變革。例如，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僅在文本開始部分簡單提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以“美國優先”為指導，隨後就在文本主體部分大量論述維護美國全球霸權、啟動對華戰略競爭、維持聯盟體系、推進美式價值觀等共和黨版本的自由國際主義構想。②由於2017年的戰略並未真正圍繞“美國優先”理念展開結構設計與文本表述，特朗普不僅對該戰略不滿意，而且在對華政策實踐中實際上無視該戰略提出的具體建議。③
在設計和起草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時，特朗普已基於“美國優先”理念對國家安全團隊進行更徹底的人員與組織改革。在同時兼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國務卿魯比奧領導下，大量支持自由國際主義並暗中抵制特朗普“美國優先”外交議程的政策官員被清理出國家安全委員會，大量信仰自由國際主義並試圖向特朗普提出國際關係“專業知識”建議的國家安全專家被清理出國家安全委員會。在人員與組織改革結束後，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為完全服膺特朗普“美國優先”理念、願意認真貫徹執行特朗普“美國優先”外交政策的“特朗普化”決策團隊。④在國家安全團隊完成“特朗普化”轉變背景下，新安全戰略的結構設計與文本撰寫完全由信仰“美國優先”理念的成員領導與執行。在美國的全球戰略定位方面，新安全戰略的結構設計不再受共和黨建制派與自由國際主義思維的約束。在美國國家利益與中美關係的關聯性方面，新安全戰略的文本撰寫不再受國際秩序與維持全球霸權思維的主導。貫徹“美國優先”理念的國家安全團隊是特朗普政府新安全戰略涉華內容變化的首要原因。
（二）中美關係形勢變化對新安全戰略涉華內容的影響
中美關係發展形勢的變化是導致特朗普政府新安全戰略文本涉華表述在細節方面出現明顯變化的重要背景動因。在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起草階段，特朗普政府正通過“301調查”發起大規模對華關稅施壓，中美貿易關係正處於逐漸升級對抗、尚未啟動談判的激烈對抗狀態，這導致中美關係發展形勢處於低位下行的負面狀態。⑤在中美關係負面發展形勢背景下，試圖在貿易領域主動升級對抗的特朗普不會阻撓共和黨建制派將大量言辭強硬的反華言論寫入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但是在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起草時，中美關係發展形勢已發生明顯變化。在經歷多次貿易摩擦與談判後，中美兩國元首於2025年10月達成緩和並穩定中美貿易關係的階段性協議。中美貿易關係的短期穩定使中美關係開始整體向著穩定可控的正面狀態發展。在中美關係正面發展形勢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希望積極維持中美關係穩定以引導中國順利履行對美貿易承諾。基於此，特朗普政府謹慎避免在新安全戰略中使用過於激進或強硬的反華言辭，以防止這些反華言辭被中方誤判為美國主動挑釁的證據，避免這些反華言辭成為刺激中方過度反應的負面因素。事實上，特朗普政府確實在新安全戰略起草過程中對涉華文本內容進行多次干預與修正。據美國媒體報道，領導對華貿易談判的財政部長貝森特曾多次對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草稿文件中的涉華內容進行干預性修改，將文本中專門指向中國的章節進行分散化處理，同時刪除部分過度挑釁性反華言辭。⑥總之，由於新安全戰略文本產生於中美達成階段性貿易協議背景下，特朗普願意從避免破壞中美關係穩定、確保中美經貿協議順利執行的角度出發，淡化新安全戰略報告文本的反華色彩與對抗色彩。
二、新安全戰略中涉華內容的主要變化
在對中美關係的戰略定位方面，特朗普政府新安全戰略不再以“戰略競爭”定位中美關係，這體現出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傳統自由國際主義戰略思維的徹底擯棄。在具體涉華議題領域方面，新安全戰略通過明顯的文本表述變化凸顯特朗普對華政策優先性與傾向性的變化。
（一）放棄中美戰略競爭關係定位
在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中，特朗普政府不再就中國的角色與中美關係作出明確戰略定位。對華戰略競爭概念最初由特朗普在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中首次提出，該概念隨後被拜登政府繼承並進行諸多政策方面的擴展。然而，重返白宮後的特朗普並未繼承和拓寬其上一任期提出的戰略概念。對華戰略競爭表述在新安全戰略文本中的缺失，並不意味著美國各政府機構會真正停止對華戰略競爭，但文本表述的變化反映出特朗普“美國優先”理念對美國對華戰略定位的革命性影響。在2017年與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中，基於自由國際主義思維的霸權護持邏輯決定著美國對華戰略定位。在基於自由國際主義思維的霸權護持邏輯中，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即美國霸權秩序）的長遠存續關係到美國國家利益的長遠存續，但中國日益崛起的實力正對美國領導下的“國際秩序”造成嚴重“威脅”。為維持美國國家利益的長遠存續，美國必須全面佈局對華“戰略競爭”以壓制中國實力發展，從而阻撓中國實力發展到修正或挑戰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的程度。這種基於自由國際主義思維的霸權護持邏輯明顯體現於2017年與2022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尤其是二者都將中國定義為挑戰所謂“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同時都申明美國應通過“戰略競爭”阻撓中國影響並修正國際秩序的嘗試。⑦
然而，在特朗普“美國優先”理念邏輯中，美國國家利益的維繫不僅與維持美國對“國際秩序”的領導無關，美國對“國際秩序”的領導甚至使美國增加不必要的戰略負擔，這並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相反地，美國放棄對“國際秩序”的領導更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在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中，特朗普明確宣稱：美國通過領導“世界秩序”來“統治”全球格局的思維是錯誤的，“美國拒絕自身追求全球統治的錯誤理念”。⑧在新安全戰略中，特朗普批評自由國際主義者過於寬泛地定位美國的國家利益，將維持國際秩序、國際多邊機制等與美國國家利益沒有明顯關聯的目標納入國家安全戰略，成為“願望清單”的“羅列”或“陳述模糊的陳詞濫調”。⑨在“美國優先”理念影響下，衹有與美國國家利益存在高度關聯性的經濟、安全或地緣議題才應被納入國家安全戰略目標，但維持美國領導下的“國際秩序”或者為維持美國領導下的“國際秩序”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都不屬特朗普政府認定的與美國國家利益存在高度相關性的戰略目標。因此，新安全戰略報告既沒有對中國“挑戰”或“修正”“國際秩序”的現狀進行評估，也沒有從維護“國際秩序”與阻撓中國“挑戰”出發繼承並拓展對華戰略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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