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美新國家安全戰略：中美‘新平衡’論下的台海政策” 作者：田賜（廣州），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何淼（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助理研究員
【摘要】隨著中美戰略博弈轉入戰略相持狀態，“新平衡”論開始在國內外學界廣為討論，核心理念是強調中美應實現“長期共存”。2025年12月美國政府發布新“國家安全戰略”，著重強調實現“權力平衡”和“再平衡中美貿易關係”，表明“新平衡”論已開始影響美國對華戰略認知，美國政府開始尋求同中方“長期共存”。作為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新“國家安全戰略”也反映了美國涉台認知和台海政策的微妙轉變，美國開始更重視從中美力量平衡角度出發處理台灣問題，既要避免中美台海衝突，也要延緩中國國家統一進程，更要延緩當前中美力量對比對美國愈發不利的戰略態勢。“新平衡”論強調中美“競爭中共存”，對於管控中美戰略博弈風險、維持中美戰略關係穩定具有積極意義。然而，美國不會輕易放棄對華競爭，不會放棄全球霸權，更不願意支持中國國家統一，這決定了“新平衡”論無法為中美戰略博弈提供真正的最終解決方案。
中美“戰略平衡”（strategic equilibrium）問題不是個新問題，“新平衡”（new equilibrium/new balance）也不是一個新概念。早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已有學者提出中美關係“正在形成新平衡”的觀點，認為儘管兩國關係持續緊張，但從未真正“破裂”，并且已經開始形成“初步的戰略平衡”（rudimentary strategic equilibrium）。①2017年特朗普上臺後，美國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開啓全面對華戰略競爭。在此背景下，國外學界和一些外國政治家也開始在公開場合探討中美戰略平衡問題。例如，時任新加坡副總理王瑞傑（Heng Swee Keat）就在2021年11月的一次公開演講中表示，中美必須找到“全球和平與繁榮的新平衡”（new equilibrium for global peace and prosperity）。②
美國一度堅信可以從“實力地位”出發同中國打交道，對中美“平衡”問題缺乏足够興趣。但隨著中美戰略博弈轉入戰略相持階段，美西方學界也開始公開探討戰略平衡問題，提出中美應在戰略博弈過程中促使雙邊關係走向“新平衡”。2025年12月4日，美國政府正式公布新“國家安全戰略”。與“特朗普1.0”時代和拜登政府不同，“特朗普2.0”時代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開始強調“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重要性。經濟上，特朗普政府提出要“優先以互惠平等（reciprocity and fairness）恢復美國經濟的獨立性”，稱“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旨在“再平衡（rebalance）全球貿易關係”，并著重突出“再平衡中美貿易關係”。台灣問題上，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也不再突出“支持台灣的自衛能力”（support Taiwan’s self-defense），轉而強調在“第一島鏈”內美國及其盟國要同中方“實現常規軍事力量 平衡”。
那麼，“新平衡”如何從學術概念逐步轉化為美國對外政策理念？美國方面到底如何理解中美關係中的“平衡”問題？美國希望達成的中美“再平衡”或者“新平衡”態勢能否徹底消除台灣問題顛覆中美關係的風險隱患？
一、美國對華戰略競爭與中美“新平衡”論的興起
習近平主席明確指出，“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變對方是不切實際的，衝突對抗的後果是誰都不能承受的。大國競爭解決不了中美兩國和世界面臨的問題”，“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這既是從50年中美關係歷程中提煉出的經驗，也是歷史上大國衝突帶來的啓示，應該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方向。”美國方面也認識到，“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兩國合作可以做成很多有利於世界和平穩定的大事”。在此背景下，國內外學界開始進一步探討中美實現戰略平衡的可能性，美國政府也開始意識到短期內贏得對華戰略競爭不切實際，開始尋求與中方達成階段性的戰略平衡關係。
（一）中美“新平衡”論的主要意涵
目前美西方學界探討的中美“新平衡”論，關鍵詞有兩個，分別是“共存”（coexistence）和“平衡”（balance/equilibrium）。“共存”強調“美國必須學會與強大的中國和平共處”③，“要讓兩國都能够確保各自的核心利益安全”，通過“長期共存”（long-term coexistence）避免戰爭，確保“中美競爭關係不會導致武裝對抗，也不會妨礙雙方在全球問題上的合作”。④“平衡”一是強調中美力量平衡，即雙方可以維持“在亞洲的軍力平衡”（a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⑤；二是提出中美應在戰略博弈中“在競爭與合作、國家利益與全球責任之間取得平衡”。⑥
簡言之，當前美西方學界主張的中美“平衡”或者“新平衡”態勢，不是主張中美應當停止戰略競爭，而是要在和平共存的前提下開展競爭，并在符合雙方利益的領域繼續保持合作。如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商務經濟項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總結的，中美關係要走向“無衝突競爭的新常態”（new normal of competition without conflict），這種新常態“并不意味著重返相互接觸時代，但兩國將努力避免極端風險（包括徹底脫鈎和軍事衝突）”。
從戰略競爭的角度出發，美西方學者實際上是將達成“平衡”預設為中美戰略競爭的階段性目標，強調中美雙方可以通過政策調整和相互溝通確保中美戰略競爭的風險可控。在一些美國學者看來，“實現兩國關係的新平衡，這樣的結果將增強雙方對維護自身切身利益能力的信心，防止關係惡化，并使雙方能更專注於通過解決自身不足來改善自身國情”。⑦
（二）“新平衡”論如何影響美國對華戰略
中美“新平衡”論在研究中興起，是中美戰略競爭逐步轉入戰略相持階段的產物。美國政府開始追求中美戰略平衡態勢，同樣也是中美戰略博弈的必然結果。
第一，中美戰略博弈關係的特殊性和複雜性，促使美西方學界探索新的解決方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和中美在諸多領域存在的廣泛共同利益，決定了中美戰略博弈關係與美蘇冷戰存在本質上不同。美西方學界并非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新美國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安德魯·克雷賓涅維奇（Andrew F. Krepinevich, Jr.）就曾公開提出，“評估戰略力量平衡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遠比冷戰時期的同類努力更具挑戰性。”中美戰略博弈的“戰略平衡”關係之所以被冠以“新”字，也正是因為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認識到，經典的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無法為複雜的中美戰略博弈關係提供現成的解決方案。正如國際政治學家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M. Walt）總結的，無論現實主義、自由主義還是建構主義，“這些相互競爭的觀點都無法為管理中美競爭關係提供萬無一失的方案”，且“沒有人知道這些相互競爭的觀點哪一種會勝出”。⑧
第二，美西方學界也認為，中美兩國均有意願、有能力推動中美關係走向“新平衡”。例如，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2025年5月公開提出，“中美可以通過同意開闢新的軍事和戰略渠道來管控雙邊競爭中的風險。”有美國學者向美國政府建議，“美國需要合理評估中國對美國利益的風險；兩國需要對中美競爭的地緣戰略環境達成共識；美國需要更新政策工具，單方面對中國施壓和關稅戰的實際成本已超過收益；美國需要重回正軌，增強聯盟夥伴關係、國際聲望和領導力，以及國家凝聚力。”⑨還有一些研究認為，中美事實上正在采取措施推動實現“新平衡”。例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原世界貿易組織副總幹事艾倫·伍爾夫（Alan Wm. Wolff）就認為，2025年中美經貿高層會談已經表明中美這兩個全球最大貿易國正在尋求“新平衡”。
第三，隨著中美戰略博弈轉入戰略相持狀態，美國政府也逐步認識到美國難以輕易贏得對華戰略競爭。正如既有研究提出的，“美國軍隊雖然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但中美力量平衡已明顯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轉變。”⑩還有觀點認為，“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安全秩序和以全球化為基礎的自由放任經濟體制的時代已經結束”，因此必須著眼“探索新的大國平衡”。⑪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美國政府一度對通過“極限施壓”逼迫中方妥協讓步抱有一絲幻想。但中方堅決有力的反制措施讓美國政府充分意識到，美國已沒有能力在短時間內贏得對華戰略競爭，必須與中方相向而行，穩定中美關係，確保自身利益。2025年7月，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接受美國媒體福克斯（Fox Radio）采訪時也公開承認，中美關係“正在進入某種戰略穩定期（some sort of strategic stability）”。
因此，中美“新平衡”論被廣泛討論，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重視“權力平衡”，既是中美戰略博弈的結果，也是美西方學界給中美戰略博弈開出的“解方”，同時還是美國對華“極限施壓”持續受挫後特朗普政府對中美長期戰略競爭思路和方式的調整。正如此前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瑞安·費達修克（Ryan Fedasiuk）在2025年10月的公開評論中所闡述的，美國政府需要在新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回答四個問題，“第一，美國應從中國獲得什麼；第二，美國與中國進行經濟和技術競爭的邊界在哪裡；第三，中國應該在世界上扮演什麼角色；第四，美國能與什麼樣的中國共存”。他認為，如果美國“沒有一個果斷的國家安全戰略來解答這些問題，美國實力變化的默認軌跡就將不是停滯，而是戰略性的衰退”。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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