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江蘇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破局與實踐路徑 作者：許雅峰（宿遷），宿遷學院宿台融合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管理學院講師；劉佳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通訊作者
【摘要】通過地方實踐探索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徑，是當前對台工作的核心課題。江蘇作為台商台胞高度集聚、台資經濟活躍的重點省份，對台各項工作在中央總體方針指引下率先開展制度創新與實踐探索。本文以江蘇為研究對象，系統梳理其在地方立法、產業協同、青年交流與平臺建設等方面的工作思路與實踐舉措，並提煉出地方立法與機制構建制度護欄、高質量平臺穩固經貿合作、青年交流培育共同認同、區域統籌促進南北協同等具有推廣價值的實踐路徑。
各地方台辦及對台合作平臺在兩岸關係中承擔中央對台政策落地轉化的執行角色。綜合中央與地方政策文本，地方對台工作主要涵蓋四類功能：一是服務與法治保障，二是經貿與產業協同，三是社會人文與交流，四是平臺與風險治理。江蘇作為台商台胞高度集聚、台資經濟活躍度較高的省份，長期在“吸引利用台資”等指標上位居大陸前列。儘管對台工作持續深化、機制不斷完善，但在深入推進兩岸融合發展過程中仍面臨兩大挑戰：其一，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與台胞個體意願等帶來的客觀制約；其二，政策傳導鏈條中的體制與執行摩擦對工作有效性形成掣肘。如何“在客觀困難中持續尋求突破”已成為江蘇對台工作新時代面臨的主要課題。基於此，本文立足新時代江蘇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破局與實踐，系統梳理典型案例，歸納可複製、可推廣的模式與機制，以期為相關決策與實踐提供參考。
一、江蘇省對台工作環境與破局的現實必要性
（一）政治不確定性與台海安全對地方總體工作的約束
民進黨上臺後，島內政局變化疊加美國涉台政策調整，持續抬升台海局勢不確定性，導致安全風險呈現常態化與突發性交織的特徵，客觀上壓縮了地方對台工作的政策可預期性。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島內政治的不確定性。藍綠長期在兩岸政治基礎上的分歧及選舉週期導致政策方向的階段性搖擺，降低了既有交流合作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地方層面需承受合作中斷、議題重置等外生衝擊。如，原定於2025年9月25日在上海舉行、始於2010年國民黨執政時期由上海市與台北市政府共同啟動的“雙城論壇”，因兩份合作備忘錄（MOU）遲遲未獲民進黨當局審查而被迫延期。第二，民進黨當局採取多種政治操弄手段阻礙台胞來大陸，顯著增加地方推動兩岸交流的制度成本與不確定性，並提高人員、資本和信息跨海峽流動的整體性風險。相關措施包括拒不解除“禁團令”、上調台灣居民赴大陸旅遊的“橙色”警示、限制並恐嚇台灣同胞申辦大陸證件，對來大陸交流的村里長施加“司法”追訴等。第三，外部因素的不確定性。隨著美國“印太戰略”及涉台政策持續推進，地區安全議題與外交議程的聯動效應日益增強，風險外溢與輿論放大並存，迫使地方對台工作必須提高風險識別與管理能力，加強應急預案與輿情管控。
（二）供應鏈重構與外部壓力對地方對台經貿工作的挑戰
全球供應鏈重構與地緣經濟競爭疊加，持續對地方推進兩岸經貿合作形成挑戰。長期以來，大陸一直是台灣對外投資的首選目的地，2011年台商赴大陸投資占台灣對外投資總額的比例一度高達83.8%。然而，隨著國際產業鏈重組，2022年東盟首次超越中國大陸成為台商海外佈局的首選，投資金額達52.7億美元，比大陸多出2.2億美元①。這一趨勢使地方在吸引和留住台資方面面臨新的結構性壓力，具體體現在以下兩方面：第一，美國主導的供應鏈重構挑戰。美國推動製造業回流與“友岸外包”，強化高科技管制並構建所謂“供應鏈聯盟”，加速全球產業鏈區域化和分散化，②增加台資企業在大陸生產佈局的不確定性，提高地方吸引和留住台資的政策成本。如，《芯片與科學法案》為在美投資半導體生產研發的企業提供大規模補貼和稅收優惠，但同時要求受補貼廠商若在中國大陸擴張將受到限制。這類政策直接提高台資企業在大陸生產和擴產的政策風險，增加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穩定台資方面的政策成本。第二，民進黨當局破壞兩岸經貿合作。民進黨當局持續推行經濟“脫中”政策，推出“歡迎台商回台投資方案”“新南向政策”等措施，通過稅收優惠、土地和融資支持，誘導在大陸投資的台企回台或轉向第三地，直接增加地方維繫台資、保持經貿聯動的難度。據相關部門數據，“投資台灣三大方案”截至2025年7月已吸引1678家企業投資，總金額超過新台幣2兆5396億元，③進一步加劇大陸地方在爭取和穩定台資方面的競爭壓力。
（三）人員往來受阻與認同分化對地方對台融合工作的制約
在民進黨可能長期執政的背景下，兩岸社會互動同時受到制度性限制與認同結構變化的雙重影響，持續對地方推進兩岸融合發展形成制約。一是制度性限制收窄交流渠道。2021年，台灣當局勞動主管部門會同陸委會要求104人力銀行等主要招聘平臺下架標注工作地點為中國大陸的職位，並規定協助招募大陸崗位者最高可處新台幣500萬元罰款；賴清德上臺後進一步壓縮兩岸交流空間，不僅擴大“禁限名單”，還通過“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等替代性計畫，引導台灣青年流向非大陸地區，客觀上抬升跨海峽交流的組織成本與合規門檻。據公開統計，2023年前往中國大陸（含港澳）工作的台灣人數約21.7萬人，較2011年的42.4萬人減少近一半。④二是認同分化削弱交流意願。長期“去中國化”“抗中保台”的話語環境中，部分群體尤其是台灣青年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持續走弱。調查顯示，2013至2023年間，認同“台灣文化已脫離中華文化”的比例由52.0%升至67.7%⑤。即便存在惠台利民的政策與豐富的交流平臺，心理距離仍使實際往來意願不斷下降，使地方對台工作即便推出吸引力較強的項目，也難以確保足夠的參與規模與持續的社會互動效應。
（四）區域差異與優勢稟賦對地方對台制度工作的影響
在中央“致力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與深化各領域融合發展”的總體部署下，江蘇在推進對台制度工作中既具備突出的資源稟賦，也面臨由區域差異帶來的客觀挑戰。一是總體優勢顯著。江蘇長期是台商台胞高度集聚的重點省份，台資企業數量、投資規模與產業鏈完整度均位居全國前列。昆山、蘇州等地形成以電子信息、高端製造為核心的台資產業集群，台企協會、對台合作平臺及配套服務體系較為成熟，為制度對接、規則互認和示範項目提供了堅實的經濟與社會基礎。豐富的台商資源和完備的產業支撐，使江蘇在制度創新、平臺搭建和經驗推廣方面具備全國可借鑒的先發優勢。二是省域內部差異明顯。蘇南地區經濟體量大、開放程度高，擁有自貿試驗區、國家級開發區等高能級平臺，在規則對接、要素聯通和制度轉譯上具有天然優勢；蘇中、蘇北則以農業、文化旅遊和綠色產業為主要特色，台資基礎相對薄弱，在高端要素集聚和制度創新能力上仍有提升空間。南北差異不僅體現在經濟結構和產業佈局，也延伸至治理能力、社會交流網絡與平臺承載力，對全省推進對台制度工作的整體佈局提出了統籌與平衡的現實要求。
二、江蘇省對台工作因勢而謀的破局思路
在中央對台大政方針的指引下，江蘇省積極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立足自身區位優勢和產業稟賦，準確把握兩岸關係發展大勢，堅持穩中求進、因勢而謀，著力在制度建設、經濟牽引、社會動員和平臺支撐等方面統籌佈局，形成多維聯動的對台工作破局思路。
（一）以制促穩，完善融合保障
制度是推進兩岸融合發展的內生動力，而制度創新則是經濟學和社會學的重要研究議題，其核心在於通過制度建設降低互動成本、激勵創新並促進合作。⑥面對台海局勢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江蘇把貫徹落實中央對台政策作為首要政治原則，堅守政治安全底線，強化風險意識和戰略定力，推動地方立法、政策配套與執行機制持續完善。其中特別是大陸首部地方涉台法規《江蘇省對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促進條例》的出臺與實施，為兩岸經貿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化保障。隨著這一地方立法的完善，江蘇對台工作的制度創新在全國範圍內的示範引領作用將得到進一步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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