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快評/美國最高法院於當地時間2月20日裁定特朗普對等關係措施違憲，全球關注，對台灣的影響更是顯而易見。美國這記法治重拳本可為台灣爭取談判空間，但台灣卻在判決前夕倉促簽署“台美對等貿易協定”（ART），承諾大額美元採購與投資，換取15%“優惠”關稅。諷刺的是，特朗普改採《貿易法》第122條，並在短短24小時內將全球臨時關稅由10%調升至15%，台灣超前讓利備受質疑，未來可能更為被動。
如此情形至少暴露台灣三大治理危機：一是誤判法律風險，無視美國司法界早已對關稅適法性提出質疑；二是談判時機失當，在特朗普籌碼最弱時急於簽約；三是讓利缺乏透明，協議文本至今未也敢公開，產業衝擊評估付之闕如，台灣社會各界議論紛紛，質疑不斷。
更深層問題在於結構性脆弱。當台灣對美出口依存度高達24%，半導體命脈又受制於美國“232條款”威脅，談判註定傾斜。然而資訊黑箱與民意機構監督失靈，更削弱台灣議價能力——行政部門將經貿協議視為政績宣傳，卻迴避實質審查，使台灣在“讓利換安全”的循環中不斷失血。
特朗普改徵15%全球關稅後，台灣看似與日韓站回同一起點，但危機未解。有學者示警，美方可能將“臨時關稅+原稅率”作為新基準，迫使台灣重啟談判，而台灣對美近1600億美元順差，更可能觸發“301條款”調查。
關稅可能重談，但台灣原先的其他承諾如對美巨額投資等還能撤回重談嗎？台灣有這個能力與籌碼嗎？台灣可能建立透明的談判機制並接受民意的監督與檢驗嗎？台灣如何因應，更大的考驗可能還在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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