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中美戰略競爭框架下香港與東盟經貿關係發展 作者：張建（上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滬港澳合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復旦大學統戰研究基地研究員；張馨木（上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生
【摘要】香港憑藉金融、法律、航運與專業服務等領域的獨特優勢，正日益發揮聯通中國與東盟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香港積極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以制度性安排鞏固與東盟國家的經貿合作；另一方面，在“一帶一路”倡議與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推動下，香港能夠在綠色金融、智慧城市、數字經濟等新興領域為東盟國家提供關鍵支持。儘管美國可能在地緣政治層面對部分東盟國家施加影響，新加坡等區域金融中心也對香港構成競爭，但香港通過深化與東盟的合作，既能對沖外部不確定性風險，也能在全球南方經濟互動中開闢新的發展空間。因此，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壓力下，香港與東盟的經貿關係不僅是現實的必然選擇，更是其維持國際化定位與提升區域影響力的重要戰略方向。
一、引言
香港與東南亞國家聯盟（以下簡稱“東盟”）成員國向來有著悠久且深厚的貿易關係。香港接軌國際制度，是亞洲重要的金融中心，加之香港優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得以利用其獨特優勢與東盟國家建立深厚的聯繫。香港與東盟建立的民間經貿關係已長達一個世紀之久，其很早就是中國內地與東南亞的貿易中轉站，並在此過程中與東南亞華人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繫。20世紀50年代後，香港迎來製造業的蓬勃發展，東南亞與香港的貿易往來進一步增加，東南亞地區成為香港的重要市場。在這種歷史延續下，香港與東盟的經貿關係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得到了新發展。
香港與東盟各國貿易關係日益緊密。目前，東盟是香港第二大貿易合作夥伴，2024年雙邊貨物貿易總額12896億港元，相當於香港全球商品貿易額的13.6%，在2020年至2024年期間每年平均增長5.7%。2024年東盟是繼中國內地之後，香港的第二大商品供應地。在2020年至2024年期間，香港從東盟進口的商品總值每年平均增長4.5%，2024年香港自東盟進口商品總值為8962億港元，占全部進口商品的18.2%〔1〕。東盟還是香港的第三大向外直接投資目的地，東盟同時為香港的第六大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
“一國兩制”賦予香港高度自主權，使得香港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關稅區與東盟簽訂自貿協定，這對於香港與東盟建立緊密的經濟聯繫至關重要。近年來，東盟國家經濟增長穩定，是亞洲發展迅速的貿易區，目前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卻依然保持韌性。而香港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將進一步在中國與東盟之間發揮充分的橋樑紐帶作用。處於經濟快速增長階段的東盟，投資基建需求巨大，需要香港大量的金融及專業服務，這也為香港帶來了潛在的發展機會。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背景下，進一步發揮香港作為中國-東盟橋樑紐帶的作用，促進香港與東盟經貿關係良性健康穩定發展，實現雙方經濟發展互利共贏具有重要意義。
二、香港與東盟經貿關係的發展歷程
香港與東盟經貿關係的發展具有悠久的歷史，歷經多年演變。香港與東盟的經貿關係經歷了從早期非正式貿易往來到多邊貿易合作，再到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與簽署，直至全面生效的發展歷程。
（一）香港與東盟經貿關係的歷史淵源
香港與東南亞國家產生最早的聯繫可以追溯到19世紀。香港島於1842年《南京條約》簽署後被迫割讓給英國，香港迅速成為金融和商業服務的區域中心，此時的香港開始充當英國遠東政治、經濟據點的角色，逐漸成為區內重要的轉口港，成為連接中國與東南亞的重要貿易中心。多間英國洋行在香港設立，同時也吸引不少華人從事與貿易相關的業務，如搬運及運輸等，部分華商也來港設立南北行經商。19世紀末，東南亞殖民經濟高速發展，加之東南亞地區自然資源豐富，多種原材料在全球供應鏈中佔據重要地位，如橡膠、棕櫚油、礦產資源等。在此背景下，香港憑藉其天然深水港和自由港政策，逐漸成為東南亞國家和全球市場之間的貿易中轉站。
19世紀後半期，由於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介入東南亞國家政府間關係，中國-東南亞關係陷入停滯。1860年，《北京條約》使契約華工出洋正式成為可能，清政府由此廢除移民禁令，並最終取消所有對自由移民的法律限制，華人移民逐漸成為中國-東南亞雙邊關係最重要的載體〔2〕。在此背景下，香港依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自開埠就與華僑結緣，是歷史悠久的僑鄉，是華僑華人來往僑居國與中國大陸的門戶，是各國華人拓展事業的據點，是輻射全球華人的聯絡中心〔3〕。伴隨著移民，東南亞與中國經濟關係進一步加深，許多華人以香港為據點佈置自己的商業網絡。華南與東南亞之間圍繞汕頭、香港、曼谷和新加坡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移民、貿易、僑匯關係網。華僑華匯一般經由香港匯往內地，除僑匯之外還有不直接匯款而利用批款在香港購入貨物，到內地再銷售收回批款的方法，或是利用新加坡與香港之間的生金差價將僑批投入金銀市場，實現謀利並完成匯款。商品市場與外匯市場之間也由此產生了相互促進的作用。此過程也導致本來作為貿易中心的香港逐漸在擴大的多邊結算下，在僑匯關係中承擔起了中轉中心和金融中心的作用〔4〕。
在1950至1960年代，香港由轉口港重組為工業城市，這也是香港經濟結構的第一次變化。香港的工業以紡織業起家，在60年代逐漸多樣化，以服裝、電子產品、塑料和其他主要用於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5〕。至1970年代，製造業已是香港的經濟支柱，在勞動人口及本地生產總值的份額均占首位，是香港經濟的重心。為滿足快速擴張的製造業，香港需要大量進口東南亞原材料，從而進一步加深了香港與東南亞的經貿聯繫。時至今日，香港依然是東盟國家原材料的重要進口地。隨著香港製造業的迅速發展，特別是在紡織、成衣、電子等領域，香港逐漸成為東南亞國家的重要貿易夥伴。在此期間，香港與東盟國家之間的貿易額持續增長，雙邊投資也日益活躍，為後續的機制化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香港與東盟經貿機制化合作階段
隨著香港貿易發展局的成立及東盟的誕生，香港與東盟逐漸建立起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經貿互動關係，而後經由制度化談判、協定簽署及後續優化，雙方在經貿領域實現了合作層次與範圍的不斷拓展。
1966年，香港貿易發展局成立，致力於協助本地製造商和貿易商拓展國際市場。1967年，東盟在曼谷正式成立，為區域合作奠定政治基礎，初步構建起區域經濟合作的框架。這兩個機構的成立為香港與東盟之間的經貿互動提供了制度化的基礎，促進了雙方在貿易、投資等領域的合作。此時，儘管雙方尚未建立正式的經貿合作機制，但香港憑藉其自由港地位與多個東盟成員國形成了頻繁的貿易往來。1995年1月1日起香港成為世貿組織成員，保障了香港與東盟在關稅、規則和爭端解決機制下開展經貿合作。1997年香港回歸後，其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繼續保有獨立的關稅區地位。伴隨香港製造業向服務型經濟轉型，以及東盟經濟整合進程加快，雙方經貿聯繫持續深化，尤其在金融服務、轉口貿易及專業服務等領域實現互補性增長。
隨著香港與東盟經貿聯繫的進一步加深，香港與東盟於2014年7月展開《自貿協定》及《投資協定》的談判。經過十輪談判，香港與東盟於2017年9月宣佈完成談判，並於2017年11月12日簽署《自貿協定》和《投資協定》。《自貿協定》和《投資協定》範圍全面，涵蓋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經濟和技術合作、爭端解決機制及其他相關範疇。兩份協定為貿易和投資提供法律保障、更佳的市場准入條件及公正和公平的待遇。兩份協定不僅為營商人士創造新商機，亦有助進一步加強香港和東盟在貿易和投資的往來。對香港來說，可幫助香港在國際經貿領域上開拓更廣闊的市場空間，亦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區內最開放和最方便營商的國際城市地位〔6〕。協定自2019年起陸續生效，至2021年2月12日全面生效，標誌著香港與東盟之間的經貿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三）新時期香港與東盟經貿合作新發展
目前，香港在東盟已設立3個經濟貿易辦事處，分別位於新加坡、泰國首都曼谷、印尼首都雅加達，此舉有利於進一步加強香港與東盟的經貿聯繫〔7〕。2024年1月9日，香港與東盟簽署了《修訂香港與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的第一議定書》，將協定涵蓋的特定產品原產地規則從約200項增加至接近600項。新增產品類別包括珠寶、藥物、食品和紡織品等，有助於香港企業在東盟市場獲得更多優惠關稅待遇，提升有關貨物的市場競爭力、促進貿易流動，為香港企業創造更多在東盟市場發展的商機，也有利於東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8〕。
在“一帶一路”倡議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雙重戰略驅動下，香港與東盟之間的經貿合作進入新的階段。“一帶一路”為香港與東盟經貿合作的升級提供了重要的實踐平臺，香港的獨特優勢可藉此平臺得到轉化。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東盟便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節點。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建設節點和首選平臺，在中央的支持下，憑藉自身的獨有優勢，積極聯繫內地與其他“一帶一路”地區，不單在國際項目投融資，更在離岸人民幣業務、專業服務支持和經貿交流合作等各方面發揮互惠共贏的作用〔9〕。近年來“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南亞等海外地區穩步推進，香港更是發揮了“CIO”的三重重要作用，即聯繫者、投資者和運營者的作用〔10〕。同時，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為香港的對外經濟發展帶來重大機遇。為進一步深化中國與東盟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與東盟區域合作，香港將發揮更大作用。作為“一國兩制”實踐下全球唯一能連接內地及全球機遇的城市，香港與東盟不斷加深的經貿合作，體現了對於經濟、社會與人民福祉及繁榮的共同價值觀、願景和承諾。
三、美國對華戰略競爭背景下香港與東盟經貿關係的發展
自特朗普政府宣佈對其主要貿易夥伴徵收一系列關稅以來，全球經貿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國際供應鏈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加，促使各國和地區加快尋求新的合作夥伴和替代方案。在這一背景下，香港憑藉其獨特的區位條件和制度優勢，成為東盟國家調整對外經貿佈局時的重要依託。香港的最大優勢在於“一國兩制”賦予的特殊地位，使其既能夠全面對接中國內地市場，又保持高度國際化和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這種“雙重身份”使香港在新形勢下能夠靈活適應東盟國家的差異化需求。可以預見，隨著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加速重構，香港將在引導東盟國家拓展對華市場、協助其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扮演更加關鍵的角色。
首先，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下，依賴單一市場變得極具風險，促使東盟加快實施市場多元化策略，東盟國家正在探索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和促進內部一體化的機會〔11〕。2020年11月15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正式簽署〔12〕。作為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貿協定，RCEP的多元化結構為香港與東盟的經貿升級帶來多重利好。同時，香港積極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這一戰略意圖不僅是香港應對中美戰略競爭壓力、拓展外部市場的重要舉措，也契合了東盟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長期目標。
作為RCEP的主導者與核心成員，東盟十國在協定制定過程中始終強調“開放性”和“包容性”，希望通過擴大合作夥伴範圍來提升區域的制度吸引力和全球經濟地位。從東盟的視角來看，香港的加入有助於進一步增強RCEP在金融、專業服務、仲裁以及資本流動方面的制度深度和功能廣度，為東盟國家創造新的發展空間。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香港於2022年1月已率先申請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早日加入這項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協定，將加強香港作為中國內地與全球經濟體“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據他瞭解，目前有關接納新成員的具體規則正在制定中。從地理位置看，香港幾乎是RCEP各成員國的中心點，因此，香港乃至整個粵港澳大灣區若能進一步抓住RCEP所帶來的新發展機遇，將可以發展成為RCEP的中心灣區、中心城市，以及打造成為 “四個中心”：區域人民幣結算中心、教育服務貿易中心、區域國際人才中心和國際仲裁中心〔13〕。此舉有利於進一步加強香港與東盟的經貿聯繫，為香港與東盟的經貿互動提供便利。
其次，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劇烈波動，尤其是中美戰略競爭與政策不確定性，正在重塑國際資本市場的流動路徑，東盟和香港都面臨資本流動壓力。東盟也是香港重要投資來源地，效率與戰略資產尋求是東盟國家對香港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香港日益成為東盟企業的國際投資樞紐和商貿服務平臺〔14〕。在資本市場合作方面，香港的成熟證券市場和債券市場為東盟企業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資平臺，東盟企業越來越多地通過港股拓展國際融資渠道。近年來，東盟成員國經濟快速增長，基礎設施、能源和數字產業對長期資本需求不斷擴大。香港交易所近年來放寬上市門檻，允許同股不同權架構、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上市，並推出SPAC（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機制，這些改革吸引了包括東南亞科技企業在內的新興行業公司。此外，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的深化（如“ETF通”“債券通”），進一步鞏固了其融資功能〔15〕。通過香港平臺發行債券、開展首次公開募股（IPO）以及利用離岸人民幣市場，東盟企業能夠在降低融資成本的同時，吸引來自中國內地及國際投資者的資本，從而緩解本地金融市場規模有限的問題。以越南、泰國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憑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優惠的政策環境以及逐步完善的基礎設施，吸引了大量外資流入，製造業、服務業等產業迅速崛起。越南在過去幾年中經濟增長率持續保持在較高水平，其製造業不斷升級，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邁進，眾多越南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對資金的需求日益旺盛。泰國作為東南亞地區的重要經濟體，旅遊業、農業、製造業等產業在全球市場具有一定競爭力，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張與業務多元化發展，對外部融資的需求也愈發迫切。這些東南亞企業為實現進一步的擴張與升級，急需拓寬融資渠道，獲取充足的資金支持。
第三，香港的專業服務體系與東盟國家的制度性需求高度契合，為雙方深化經貿合作提供了堅實的制度與服務支撐。當前，東盟各國在推動經濟轉型和吸引外資的過程中，普遍面臨法律制度尚不完善、跨境投資規則差異較大、企業治理標準不統一等問題。這些現實使得他們在國際投資與貿易往來中，對法律仲裁、會計審計、企業合規、稅務籌畫以及專業諮詢等高端服務的需求顯著上升。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與法律服務中心，具備獨特的制度優勢：其普通法體系與國際慣例高度接軌，仲裁與調解機制成熟且被廣泛認可，專業人才密集，涵蓋律師、會計師、企業顧問、金融分析師等多個領域。這些優勢使香港成為連接中國內地與東盟市場、乃至與歐美資本市場之間的重要制度中介。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國際資本與供應鏈格局不斷分化的背景下，東盟國家在吸引外資與維護戰略自主之間面臨“選邊站”的壓力。香港恰可在此過程中扮演“緩衝器”與“中介平臺”的角色。通過利用香港成熟的融資渠道與國際投資者網絡，東南亞企業能夠多元化其融資來源，降低對單一市場或貨幣體系的依賴。同時，香港完善的法律與監管體系有助於提升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信用與透明度，使其更容易獲得跨境投資者的信任與合作。由此可見，香港不僅在制度層面為東盟國家提供了規則保障，更在資本流動與風險管理層面，為區域經濟合作注入了穩定性與可持續性。
最後，香港在深化中國與東盟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與東盟區域合作中將發揮更大作用。隨著大灣區企業積極向外拓展、尋覓具規模的市場和低成本的生產基地，東盟成為大灣區企業重點發展的海外目的地，而香港也作為超級聯繫人協助大灣區企業走向東盟。另一方面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合作和聯繫日益增加，更為持續拓展東盟市場的內地企業帶來了廣闊商機。雙方認為香港可發揮區內重要平臺與超級聯繫人的功能〔16〕。認為香港能夠提供適切充足的服務支援，協助大灣區內地企業拓展東盟市場，共同把握龐大的區域發展機遇。在可持續發展業務方面，香港作為大灣區內領先的綠色金融和專業服務平臺，可為大灣區企業提供廣泛的專業服務支援。香港具備多元化的綠色服務，例如綠色應用、可持續發展顧問服務、綠色融資、能源轉型等，大灣區企業對瞭解及採用香港可持續發展服務的意願強烈，更多大灣區企業會考慮增加使用香港提供的綠色產品和服務。對於大灣區企業而言，加強內地和外國的供應鏈是重點所在，而東盟則是供應鏈多元化的重要海外選址。因此，未來數年大灣區企業在東盟的生產、採購活動預期將大幅上升，並會需要各種服務配合。大灣區企業高度認可香港作為區內首屈一指的專業服務平臺，也認為香港能夠提供相關專業服務，協助企業強化內地和外國的供應鏈，這便為東盟與香港之間的進一步合作創造了機遇。
四、香港與東盟經貿關係發展的挑戰與趨勢
新形勢下深化香港與東盟經貿合作，既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雙邊合作提質增效的重要途徑。雙方經貿合作升級具有多重優勢，同時也面臨國際環境、經濟結構、營商環境等方面的現實制約〔17〕。未來，雙方需通過制度創新、政策協同與產業對接，鞏固擴大合作基礎，提升經貿往來的深度與韌性，實現互利共贏的發展目標。
（一）香港與東盟經貿關係發展的挑戰
首先，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下，香港外匯、股票、債券、銀行間等外匯資本市場相互傳染共振的風險加大，波動溢出效應下呈現出複雜多變的關係，金融市場的風險防範和隔離難度增加，進而對香港金融市場的安全與穩定帶來挑戰。東盟作為中美兩國的“角力場”，貿易摩擦扭曲了既有的貿易流向，衝擊了現有的價值鏈體系，在貿易替代效應和投資轉移效應下，中國與東盟長期的貿易投資增長受到抑制。此外，美國在東南亞的戰略存在使部分東盟國家在處理中美關係時保持審慎態度。在此背景下，香港作為中國的重要金融與經貿平臺，其制度優勢可能因政治認知偏差而受到東盟部分國家的保留性看待。這種認知上的“政治化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香港作為中立化專業服務提供者的角色認同。美國在經濟、政治、外交方面試圖對東盟國家施加影響，迫使其選邊站隊，以達到遏制中國的目的，導致地緣政治風險增加。
其次，香港還面臨東盟內部國家的競爭壓力，中國大陸-香港-東盟的商業模式在該地區面臨競爭。香港在整體人才質素和英語語言能力方面落後於新加坡〔18〕。新加坡擁有密集的自由貿易協定網絡，在服務南亞和東南亞方面具有戰略優勢。新加坡位於東盟，它位於不斷發展的區域經濟架構的中心〔19〕，作為東盟內部和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在資本市場開放、財富管理、跨境仲裁和綠色金融等領域均具有先發優勢。香港與新加坡在功能定位和服務範圍上高度重疊，導致雙方在東盟市場存在直接競爭關係。此外，馬來西亞、泰國等國也在逐步建設本地金融和專業服務生態，以減少對外部平臺的依賴。這意味著香港雖然具備國際化經驗，但並非東盟國家唯一的選擇，其制度優勢存在被稀釋的風險。
第三，香港-東盟經貿合作的推進不僅取決於外部環境，也受到東盟內部發展不均衡與制度性約束的深刻影響。東盟成員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高度不均衡。新加坡、文萊、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菲律賓等國工業化程度較高，具備較為完善的產業基礎和較強的吸引外資能力。其中，新加坡作為全球金融與航運中心，已形成成熟的制度環境和高端服務業體系，在一定程度上與香港存在直接競爭關係。與此同時，近年來越南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憑藉低成本勞動力和積極的對外開放政策，逐漸成為東盟最具活力的新興經濟體之一。然而，老撾、緬甸和柬埔寨的經濟發展水平仍相對滯後，產業結構單一，營商環境存在諸多制度性障礙。這種發展水平的分化，意味著香港在與東盟開展合作時，必須面對市場需求和制度條件的高度差異化。
（二）香港與東盟經貿關係發展的趨勢
在全球產業升級的背景下，東盟國家相繼推出“工業4.0”戰略，旨在推動自身工業轉型升級，應對全球價值鏈的重構，推進國內經濟轉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扭轉或延緩“去工業化”進程，塑造國際競爭力。在“泰國4.0”戰略下，泰國政府將智能電子、數字經濟、航空物流、高端旅遊和醫療衛生產業等作為重點發展領域。印尼“工業4.0”提出優先發展物流供應、構建數字化基礎設施、引進外資和轉讓技術、提高人力資源素質。馬來西亞“工業4.0國家政策”聚焦製造業轉型升級，提升產品市場價值和國際競爭力。越南在“工業4.0”時代戰略願景下，基礎設施、數字經濟、智慧城市成為建設核心，力爭到2045年建設成為亞洲地區智慧生產和創新中心之一。2019年11月2日，在泰國曼谷舉行的第35次東盟峰會上發佈了《東盟面向“工業4.0”的產業轉型宣言》，提出採用創新和數字技術推進東盟向“工業4.0”時代轉型。“工業4.0”戰略使香港與東盟經貿合作範圍拓展、合作層次提升,有助於強化香港在國際分工中的節點功能，培育新的經濟增長動能，促進其經濟結構轉型，以鞏固其優勢地位。東盟可藉產業升級之際，吸引香港企業進駐，優化產業投資佈局，升級智能製造，重構本地區和全球的價值鏈。
首先，在新興領域合作中，香港與東盟具有高度互補性。東盟國家積極推動數字經濟與綠色金融，香港近年來在金融科技、綠色債券和碳交易市場的創新實踐，可以為東盟國家提供制度設計與市場運作的參考。這不僅有助於東盟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也能夠進一步強化香港在區域金融與專業服務合作中的功能定位。
在數字經濟方面，數字技術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核心動力，正在引領全球經濟社會變革。其融合應用不僅改變著傳統產業的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也在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東盟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互聯網市場，隨著每天有125000名新用戶進入互聯網，東盟數字經濟將大幅增長，預計未來十年將為區域GDP增加1萬億美元。在此背景下，東盟國家正在加快培育數字經濟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2018年以來，東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和政策措施，包括《東盟共同體2025年藍圖》《2025年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電子東盟框架協議》《東盟數字一體化框架》等，旨在將東盟打造成“由數字技術、服務和生態系統驅動的領先數字經濟體”〔20〕。到2030年，東盟數字技術的潛在價值可能高達6250億美元（占該年東盟GDP總量的8%）〔21〕。同時，香港自身擁有充滿活力的金融科技生態系統。雙方可以在跨境支付、供應鏈金融、數字財富管理和網絡安全等領域展開深度合作。香港的金融科技公司可以為東盟提供先進的技術解決方案，而東盟廣闊的市場則為香港技術的商業化落地提供了試驗場。
其次，在綠色經濟方面，近年來，氣候變化、環境污染、能源緊缺等問題日益嚴峻，各國都在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綠色發展道路。東盟國家面臨著淨零目標與能源綠色轉型的進展之間的現實差距。該地區正在努力應對結構性制約因素，包括平衡經濟增長和能源轉型的雙重挑戰、可再生資源地域分散導致的供需不匹配、碳減排激勵措施有限以及融資渠道不足。這些挑戰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來克服。此外，為轉型提供資金的巨大投資缺口仍然存在——到2030年估計需要1.5萬億美元，而截至2023年，專門的綠色投資僅為450億美元〔22〕。在此背景下，香港可憑藉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創新科技樞紐的獨特優勢，在引領和支持東盟綠色經濟轉型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香港不僅能成為連接東盟與全球綠色資本的橋樑，還能作為綠色技術和專業知識的策源地，為該地區提供多維度支持。面對東盟地區高達1.5萬億美元的綠色投資需求，香港成熟的資本市場和不斷創新的綠色金融生態系統能夠提供強有力的支持。首先，香港能為東盟拓寬綠色融資渠道，香港是亞洲領先的綠色債券發行中心，通過其活躍的資本市場，香港可以為東盟國家的政府和企業提供便利，發行綠色債券、社會責任債券、可持續發展掛鉤債券等，從而吸引全球範圍內的長期、低成本資金，其豐富的發行經驗可供東盟國家借鑒；其次，香港匯集了世界頂級的會計、法律、諮詢和“環境、社會及管治（ESG）”評級機構，這些專業服務機構能夠為東盟國家的綠色項目提供高質量的可行性研究、項目評估、碳審計、綠色認證和ESG數據分析服務，提升項目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增強對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隨著全球碳定價機制的興起，香港正積極研究其在區域碳市場發展中的角色。未來，香港有潛力成為連接粵港澳大灣區碳市場與東盟各國新興碳市場的橋樑，為企業提供碳交易、融資及風險管理服務，從而有效利用市場化手段激勵減排。
第三，在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香港不僅是“超級聯繫人”，更是“超級增值人”，未來可在大灣區建設、數字經濟等領域與東盟探索新模式〔23〕。憑藉其在金融、法律、專業服務和創新科技上的獨特優勢，香港能夠為區域合作提供附加價值。例如，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香港可以將自身的國際化經驗、資本市場資源以及高端服務體系引入東盟合作項目，幫助東盟企業更高效地進入中國內地市場，同時協助中國企業拓展東盟市場。而在數字經濟領域，香港在金融科技、跨境支付、智慧城市和數據治理方面已積纍了豐富的經驗，這些都可為東盟各國的數字化轉型提供參考與支撐。未來，香港與東盟不僅可以延續傳統經貿合作，更能通過制度創新與模式探索，在綠色金融、數字基礎設施、供應鏈管理等新興領域開闢合作的新空間，實現互利共贏。
目前，儘管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與區域競爭中面臨挑戰，香港與東盟的經貿關係依然展現出強大的韌性，正朝著“深化、多元、制度化”的方向穩步發展。在“深化”層面，雙方合作已從傳統的貨物貿易向價值鏈管理、供應鏈金融等更高層次延伸，雙向投資的廣度和深度持續增強。在“多元”層面，金融與綠色、數字服務合作正成為驅動未來的核心引擎：香港憑藉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卓越地位，為東盟巨大的綠色轉型融資缺口提供關鍵支持，並利用其成熟的創新科技生態，為東盟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注入資本、技術與數據樞紐服務。而在“制度化”層面，RCEP帶來的市場准入機遇、“一帶一路”倡議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腹地角色，共同為雙方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性保障和宏大框架。這些新動能正共同推動雙方關係超越傳統經貿往來，邁向一個由高附加值服務引領、新興領域驅動、多層次戰略協同的全面合作新階段。
五、結語
自回歸以來，香港始終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在國家的支持和自身努力下成功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國際金融危機等多重衝擊，不僅鞏固和提升了其作為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的地位，也持續被眾多國際機構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和最具競爭力的地區之一。實踐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香港所獨有的 “一國兩制”制度優勢以及在國家戰略中所獲准的先行先試空間與功能定位，為香港與東盟經貿關係的升級發展提供了無可比擬的制度保障。在這一制度框架下，香港能夠在高度國際化、稅制簡明、市場自由開放等傳統優勢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其作為中外資本與規則對接平臺的功能。因此，香港不僅能為東盟國家進入中國內地市場提供低風險、高效率的通道，也能為中國企業走向東盟搭建國際化的融資與服務平臺。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倡議和RCEP合作的不斷深入，香港的制度性優勢與功能性定位將被進一步放大，為香港-東盟經貿關係的深化注入持續動力。
課題項目：202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台灣地區教育歷史、現狀與未來策略研究”（VOA210008）
注釋：
〔1〕香港與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的貿易關係 [EB-OL]. (2025-01) [2025-09-10]. https://www.tid.gov.hk/sc/our_work/statistics/trade_partners/asean.html。
〔2〕吳小安. 中國與東南亞的互動：長時段的歷史考察[J]. 東南亞縱橫, 2020, (04): 15-33。
〔3〕我所知道的香港僑界 [EB/OL]. (2009-08-27) [2025-09-10]. https://www.chinaqw.com/zgqj/qkjc/200908/27/177754.shtml。
〔4〕[日]濱下武志：《資本的旅行：華僑、華匯與中華網》[M]. 王珍珍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237-238。
〔5〕Catherine R. Schenk. Economic History of Hong Kong [EB/OL].（2008-03-16）[2025-09-10]. https://eh.net/encyclopedia/economic-history-of-hong-kong/.
〔6〕香港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和相關投資協定 [EB/OL]. (2017-11-12) [2025-09-15]. https://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1/12/P2017111200305.htm。
〔7〕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框架體系，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參與國際經濟。為促進國際交流，香港在海外設有14個經濟貿易辦事處（簡稱“經貿辦”），經貿辦負責提高全球對香港獨特優勢的認識、促進香港的經貿利益，以及支持海外企業在香港拓展業務。
〔8〕香港與東盟自貿協定涵蓋產品增至近600項 [EB/OL]. （2024-01-09）[2025-09-16]. https://www.news.cn/gangao/20240109/085e9c8ccd92439bbf8601a9fa21a030/c.html。
〔9〕香港特區政府的“一帶一路”工作 [EB/OL]. (2023-01-27) [2025-09-16]. https://www.beltandroad.gov.hk/work_sc.html。
〔10〕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香港—東盟自貿協定簽署將為香港帶來巨大機會 [EB/OL]. (2017-11-22) [2025-09-18]. https://www.gov.cn/xinwen/2017-11/12/content_5239286.htm。
〔11〕Poppy S. Winanti. The ASEAN Members' Response to Trump's Liberation Day [EB/OL]. (2025-07-28) [2025-9-18]. https://www.iisd.org/articles/policy-analysis/asean-response-trump-liberation-day.
〔12〕《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是2012年由東盟發起，歷時八年，由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東盟十國共15方成員制定的協定。2020年11月15日正式簽署，是亞太地區規模最大、最重要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13〕東盟秘書長樂見香港加入RCEP 專家：港府正在積極行動 [EB/OL]. (2023-08-02) [2025-09-2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zQ1NzkxOQ==&mid=2247501008&idx=1&sn=b58afedcc392a55539739223996997a4&poc_token=HF1-umijCA85Gk-9Ov-zJPRczUoo0z3MGOMIREQh。
〔14〕〔17〕劉凱, 吳崇伯. 新時期香港與東盟經貿合作升級研究[J]. 亞太經濟, 2021, (01): 140-148+152。
〔15〕地緣政治博弈下的港股IPO：中美政策風與東南亞資本 [EB/OL]. (2025-04-08) [2025-09-22]. https://www.reanda.com/newsContent.php?id=13953。
〔16〕東盟市場機遇處處 [EB/OL]. (2025-02-27) [2025-09-24]. https://research.hktdc.com/sc/article/MTk0MDg1NzQ4OA。
〔18〕 Mainland China-ASEAN Economic Ties: Hong Kong as a Central Business Platform[EB/OL]. (2020-11-16) [2025-10-01]. https://research.hktdc.com/en/article/NjAxMzk1NzE2?utm_source=chatgpt.com.
〔19〕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rivals and partners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EB/OL]. (2025-07-06) [2025-09-26]. https://www.scmp.com/opinion/hong-kong-opinion/article/3316866/hong-kong-and-singapore-rivals-and-partners-learning-each-other.
〔20〕中國與東盟國家深化國際產業合作的前景 [EB/OL]. (2024-10-29) [2025-09-27]. https://www.cssn.cn/gjgc/gjgc_gcld/202410/t20241029_5797280.shtml。
〔21〕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 2025 [EB/OL]. (2020-02) [2025-09-30]. 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ylgw/202105/202105190409024.pdf。
〔22〕Southeast Asia's Green Economy 2024 Report [EB/OL].（2024-04）[2025-09-30]. https://www.bain.com/insights/southeast-asias-green-economy-2024/#.
〔23〕戰略夥伴/香港與東盟開創互利共贏新格局 [EB/OL]. (2025-04-25) [2025-09-30]. https://www.takungpao.com/news/232109/2025/0425/1080884.html。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12月號，總第336期，P71-79）
【關鍵詞】香港；東盟；經貿關係；中美戰略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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