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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題：“思想者論壇：日本政局變化與中日關係”
主辦：中評智庫基金會 中國評論通訊社
主持人：王鍵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評智庫高級研究員
評論員：黃大慧（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李永輝（北京）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創始院長
呂耀東（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
蘇浩 （北京） 外交學院戰略與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朱中博（北京）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和平與安全研究所所長
鍾厚濤（北京） 國際關係學院國家安全學院文化與傳播系副主任
時間：2025年9月5日
地點：中評社北京總部
王鍵：開場白
我們回顧一下日本政局變化：石破茂在2024年9月27日當選自民黨總裁，10月1日就任首相，履職伊始就宣佈解散眾議院，創戰後最快解散紀錄；在2024年10月27日舉行眾議院選舉以及2025年7月20日舉行的日本參議院選舉，由自民黨和公明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兩次未能保持過半席位，這是自1955年自民黨成立以來，該黨領導的政權首次在兩院同時失去多數。8月8日，自民黨展開兩院議員總會，就該黨在國會參議院選舉中慘敗等問題展開討論；部分議員再次向石破茂施壓，要求他提前下台。對此，石破茂重申留任意向，稱日本正面臨一系列挑戰，自己有必要“繼續為國家履行責任”（自民黨兩院議員總會是僅次於黨大會的會議，可對重要事項進行表決，但無權直接決定黨總裁去留）。9月2日，自民黨再次召開兩院議員總會；石破茂對自民黨在參議院選舉中失利再次致歉；自民黨幹事長森山裕、政務調查會長小野寺五典、總務會長鈴木俊一都表達了辭職意向。
內政外交多方因素促成當前的石破茂內閣執政困境。內政困境還有民生經濟因素，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實際GDP環比增長0.3%，按年率計算增幅1.0%，高於市場預期，連續5個季度實現正增長，經濟相對平穩。但日本經濟再生大臣赤澤亮正表示：“經濟正在緩慢恢復，但需警惕美國關稅政策帶來的下行風險。”日本承諾對美投資5500億美元，其投資領域包括汽車、能源、基礎設施等，還包括支持阿拉斯加LNG項目，以及對美開放汽車與大米市場等。多年來日本加大對美投資，是為了換取關稅降低；但事與願違，迫於美國壓力，日本對美投資繼續增大，15%關稅對日本經濟亦帶來壓力；意味著日本經濟對美國的依賴程度進一步加深，後續可能面臨一定的經濟風險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事實上，近期一系列經濟數據表明，美國高關稅政策正對日本經濟支柱產業造成嚴重衝擊，日本內閣府已將2025財年經濟增長預期由1.2%下調至0.7%。
我們今天研討會最關注的中日關係亦因為日本對華政策的偏差而呈現不穩定態勢，歷史問題與台灣問題是中日面臨的最重要問題；8.15當天石破茂不僅以自民黨總裁身分向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費)，在8.6、8.9以及8.15等多次講話仍迴避加害者責任，刻意強調其受害者角色；而且，石破茂內閣公然通過外交渠道，勸阻歐亞多國領導人不參加中國9月3日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活動，這是在歷史問題上繼續堅持頑固錯誤立場；在台灣問題上日本繼續採取“曖昧”但實質性支持民進黨當局的錯誤態勢；非常嚴峻的一個事實是，就在9.3當天在台北民進黨總部公然舉行第六次台日執政黨“2＋2外交安全會談”。凡此種種，台海局勢不平穩，近期以來的釣魚島海空亦充滿危機，中日安全困境空前嚴峻。
以捍衛和平為主旨的中國9.3閱兵活動在日本也引發廣泛關注；石破茂內閣執政困境或其內閣下台對於中日關係具有何種影響，希望各位發表高論。
黃大慧：歷史認知邏輯顯日本推卸責任傾向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1945年9月2日日本簽訂投降書的歷史節點，讓抗戰紀念與閱兵成為觀察中日關係的重要視窗。我圍繞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台灣、領土爭端三大傳統問題展開分析，尤其聚焦日本在歷史認知上的邏輯偏差與外宣歷史戰策略，為理解當前中日關係提供關鍵視角。
冷戰結束後，日本不僅面臨經濟“失去的30年”，在歷史認知上更呈現逐年倒退趨勢。1995年村山談話曾對日本侵略殖民統治作出反省，成為戰後歷史認知的重要里程碑；但2015年安倍談話與村山談話差距顯著，其中“日本新一代不應背負歷史責任”的表述，是歷史認知的明顯倒退的表現。
2010年是日本對華認知的重要轉折點。此前日本國內在歷史問題上的認知存在分裂，而2010年後逐漸走向統一，核心原因有二：一是2010年8月中國GDP超過日本，日本將其視為“經濟戰敗”，對華認知從“機遇”轉向“威脅”；二是釣魚島撞船事件後，中日海洋權益爭端激化，疊加歷史問題影響，日本國內輿論與政府立場逐漸趨同，對華認知整體惡化。
對於2025年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日本政府的態度，有意反省歷史的石破茂首相，未能如其前任那般在重要歷史節點發表“石破談話”，一方面是執政黨在眾參兩院均未過半數，擔心引發政權進一步不穩定；另一方面是日本社會右傾化嚴重，歷史修正主義盛行，面臨右翼保守勢力的巨大壓力。
新世紀以來，中日關係核心影響因素的演變軌跡如下：新世紀第一個10年，歷史問題是影響中日關係的首要因素。2001年-2006年，小泉純一郎任首相期間，連年參拜靖國神社，最後一次還選擇在“8.15”戰敗日當天，這導致中日關係降到了冰點。2010年後的第二個10年，海洋權益之爭，尤其是釣魚島問題，上升為核心影響因素。2020年進入第三個10年，台灣問題逐漸成為最受關注的現實議題，隨著中國解決台灣問題進程推進，日本對該問題的關注度持續提升。
儘管三大問題始終並存，但歷史問題的影響呈現特殊特徵，其衝擊力雖不及台灣問題、領土爭端那般突發劇烈，但因長期懸而未決，其對中日關係的影響將是持久性的。在二戰結束80周年的特殊節點，重新審視歷史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在歷史問題的認知邏輯上，日本存在明顯的責任推卸傾向。日本聲稱，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伴隨軍費增長，且冷戰後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如設立大量與日本相關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導致民族主義情緒上升，進而引發中日歷史問題爭議與關係惡化。對此，我明確反駁，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被動喚醒”，並非進攻型民族主義。中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聚焦中日相關歷史，根源在於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傷害最重。中國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其核心在於弘揚中華民族精神，而非針對特定國家或民族。絕不能將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與所謂“反日教育”畫上等號。事實上，若日本能正視歷史、糾正錯誤，歷史問題不會成為影響中日關係的突出矛盾。
日本的外宣歷史戰是當前需重點關注的議題。2006年安倍晉三首次上任後，日本開始重視外宣工作；2012年安倍再次執政後，於2013年將外宣納入國家安全戰略，實現系統化、戰略化升級，並通過調整政府機構強化外宣能力。從具體策略看，日本外宣聚焦領土與歷史問題，主要針對中國和韓國，主戰場卻選在歐美國家，尤其在美國圍繞歷史問題展開輿論攻勢。其外宣工作具有“有組織、有機構、有步驟”的特點，形成常態化推進機制，而非像中國多在爭端發生時臨時應對，事件過後關注度下降。
日本外宣能有效推進，一方面得益於國際上“中國威脅論”的輿論環境，另一方面源於其外宣策略的精準性與章法。中國需高度重視日本在歷史問題與領土爭端上的外宣佈局，建立更系統的應對機制，爭奪國際輿論話語權。
對於中國今年的閱兵活動，日本主流媒體通過社論表達完全否定的態度，核心論調延續其一貫的責任推卸邏輯：一是抹黑中國閱兵為“宣揚武力”，聲稱中國因國內經濟形勢不佳，試圖通過閱兵提升民族凝聚力、維護政權穩定；二是歪曲中國外交，將中國與他國正常交往抹黑為“與通敵國家、邪惡國家為伍”，炒作“世界分裂”議題，進一步暴露其在對華認知上的偏見與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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